第六章 從爵—秩體制到官品體制：官本位與一元化（第3/10頁）

戰國秦漢間的歷史劇變中，新舊階層、群體、官職、位號波蕩起伏。用漢人的話說：“古今異制，漢自天下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4)帝國大廈的骨架業已經築就，但局部修建和內部“精裝修”還沒完成。雲其松散粗疏，並不意味著先入為主、預設標準，而是在歷史比較中看到的。通觀兩千年的等級制度進化，只能說是“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好比一夥人剛湊在一塊兒共同創業，雖采用了什麽經理、部長、主任之類職銜，但親朋舊友、同學戰友關系又攙雜其中，誰大誰小、誰該拿多少錢、什麽事誰說了算，往往因人因時而異，尚不確定；不能像歷史悠久的大公司那樣，等級清晰而秩序井然。

但隨“帝國公司”不斷發展完善，“爵—秩二元體制”及各種位階間的散漫關系，就一點點地得到了調整改進。在漢代官僚政治發展中，我們看到了王朝人員的同質化和等級管理的一體化，以及二十等爵的邊緣化與祿秩的中心化。

先說王朝人員的一體化與等級秩序的一體化。“宦皇帝者”最初無秩，在等級管理上跟“吏”是分成兩塊的。後來“宦皇帝者”采用了“比秩”，這就是把他們納入行政等級管理體制的努力。“比秩”有如紐帶，將之與吏職聯系起來了；在級別、薪俸、地位、資格上，“宦皇帝者”與吏職有了明確可比性。這個變化，是以“宦”與“吏”的界限淡化，大夫、郎官與“吏”的異質性下降為條件的。

漢初郎官是沒有秩級的，郎官的命名主要以職事為別。但後來情況變了，郎官不但通過“比”而擁有了秩級，而且還分成比六百石的中郎、比四百石的侍郎、比三百石及比二百石的郎中。這時的中郎、侍郎、郎中，已是郎官的等級之稱了。“中郎”本來相對於“外郎”而言，是郎官的一類，後來則是郎官的一級了。本書上編第四章曾指出，漢朝冠服體制的特點是“自然分類”與“職事分類”兩點，其分類功能強於前朝後世，分等功能弱於前朝後世；但後來，冠服的“級別分等”的分量就逐漸加重了。而這與漢代郎官的分等分類變化相映成趣：漢初郎官恰好以“職事分類”為主，後來“級別分等”的分量重起來了。

文武分途造成了軍職、吏職間的一度疏離，但因“比秩”的使用，文武職類間的常規性遷轉，變得便利了。文學之官也是如此。如掌故有比二百石、比百石兩種，文學為比百石之官，他們可以遷為二百石、百石卒史，由文學而吏職，其遷轉層次一目了然。西漢中期規定“博士選三科”：“高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5)這就為博士開拓了由經師而吏職的通道，由此博士之官不再是行政體制的“外在”部分了，這時“比秩”就為之搭建了秩級的橋梁：博士比六百石，而尚書六百石，刺史六百石，諸侯太傅二千石。漢武帝興儒學，賢良、明經、秀才、孝廉等科目，發展為面向士人的品位。而這個變化，又是以“儒”與“吏”的融合或趨同為前提的。

由此，這樣一個進程就呈現在人們的視野中了：轉型期波蕩不定的各種人群和官職，通過各種分等和分類措施，在相關職類和級別上逐漸各得其所，彼此的對應、鏈接與配合關系日益精致起來了。供職於王朝的各色人物，其一體化和同質性提高了，他們都作為王朝吏員而活動著。《漢書·百官公卿表》雲：“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這“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都是“吏員”，同樣用行政手段管理，同樣以秩級確定其級別待遇，按同樣的規則在不同職類間對流和升降。

再來看二十等爵的邊緣化和祿秩的中心化。在秦與漢初一段時間中，爵、秩比肩並立。那時還能看到“爵重於官”的情況，臣吏若有幾種頭銜，習慣上先列爵位、後列官職。周朝“爵本位”依然顯示著強大影響：“爵”是人在社會上的立身之本，“秩”只是給君主當差時領的工錢。不過隨光陰流逝，爵級、祿秩就不再比肩並立了，二十等爵逐漸變成旁枝，“秩”成了等級秩序的主幹。

究其原因，第一個是政治性的：在新興帝國之中，官吏才是大政承擔者和權勢操持者，行政級別逐漸主導了社會身份，與權責、資格無幹的“爵”不可能抗衡“官本位”。封侯者還算位望較高，一般的有爵無官者雖比平頭百姓尊貴，但其權勢就沒法兒跟在職官吏比了。第二個是社會性的。周朝“爵本位”的基礎是身份的凝固不變，戰國秦漢卻是一個流動的社會，財富、權勢全都變動不居，對官僚實行選賢任能，獎黜分明。漢初依爵而授田宅，爵位較高則占有的土地額度較大；但在土地頻繁轉移與爵位頻繁升降的情況下，依爵占田之制必將成為一紙空文。二十等爵同時用於維系身份和行政激勵，可這二者又是矛盾的：襲爵制度造成了特權的凝滯，而與官職、秩級相關的特權卻是頻繁轉移的。二十等爵維持身份體系的能力，在官僚制時代是打了折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