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從爵—秩體制到官品體制：官本位與一元化（第2/10頁）

總之，漢代的爵級與秩級間顯示了某種“疏離”；這種“疏離”與周王朝“爵—食體制”的歷史影響相關。漢“秩”源於周“食”，而周代的“食”居周爵之下，是卑微胥吏的酬報定等方式。秦漢“以吏治天下”造成了“秩”的伸展和擴張，但爵級和秩級間的緊密整合與對應，卻是需要一段時間來調適的。“爵”與“秩”疏離，意味著帝國等級制中身份制因素和官僚制因素，是以一種特殊的樣式兩存並立的。

進而與魏晉以下相比，漢王朝各種品位安排間的關系，也顯雜亂松散，很有點兒“各行其是”的意思，尤其在漢朝前期。比如“宦皇帝者”職類，其賞賜、晉升和管理自成一系；比如“將軍”、“校尉”等軍職已有了一定的品位意義，但還沒演化為軍階，並與秩級形成級級對應的關系；比如秩級只到中二千石為止，中二千石之上另用“上公”、“公”來區分地位；上公、公、上卿、卿、大夫、士既是禮制等級概念，同時又以職位和秩級定公、卿，二法並不完全相互吻合。漢朝的祿秩中有“比秩”，“比秩”的區分職類功能，也可以看成那種松散性的表現。“比秩”表明：文學之職、軍吏和“宦皇帝者”最初無俸無秩，其等級管理各是各，與吏員不同；在有了“比秩”之後，這些職類也屬“另類”。秦漢品位結構相對松散，是因為剛剛經歷了社會政治結構的劇變。劇變中新興階層、新興人群、新興官職、新興名號大批崛起，相當一段時間裏，新舊階層、新舊群體、新舊官職、新舊名號之間，呈現出了位置不定、參互錯雜的情況。

“吏”是一個新興群體，來自周代的府史胥徒層次。由於他們富有專業性、又容易駕馭，所以得到了統治者青睞，帶著他們的身份標志“祿秩”，在戰國逐漸崛起。但府史胥徒本是個無爵的卑微階層，被壓在有爵的貴族的大山下面，“爵”是傳統的高貴身份標志。在傳統觀念之中，若以“爵”為吏，等於是讓貴族去當廝役。漢代“爵、秩疏離”，爵級上不配置資格要素，不實行依爵起家的制度，就是很好理解的了。

文學之士盛於戰國而衰於秦。在統治者一意尋求富國強兵時，“文學”一度被認為可有可無，是外在於富國強兵的東西。當然統治者也有愛好文學、獎崇學術的，也需要博古知書的顧問。齊有稷下學宮，學人在其中可得到“比大夫”的待遇。士人還可以去做大夫、郎官，或做大臣的舍人、門客，但它們既非吏職，也不是專門的文學之位。秦朝的博士和博士弟子體制，專門化程度高了一些。漢朝的博士、掌故、文學、諸生，已是專門的文學之職了。然而王朝又以侍從之位安排士人。總之，士人之被帝國接納是一個曲折的過程；帝國體制中文學之官的職類、等級和資格安排，當然也是需要若幹時間，才能嚴密、精致起來的。

“宦皇帝者”有其古老的來源，源於周朝的士庶子體制。戰國秦漢間“宦”、“仕”有別的積習還很濃厚，所以“宦皇帝者”一度跟新興吏職分成兩系。“宦皇帝者”的等級相當散漫：自身級別既不清晰，與吏員的級別對應也不清晰。戰國郎官的官稱是很簡單的，通稱“郎中”而已，看不出“花色品種”來。秦漢郎官之名就復雜化了，有了車郎、戶郎、騎郎、陛楯郎、執戟郎、中郎、郎中、外郎等名目。細審其命名，其法有二：車郎、戶郎、騎郎、陛楯、執戟等，是以職事為別的；中郎（或侍郎）、郎中、外郎，則是以服役地點來區別的。中郎大概服役於內省，“中郎”之“中”顯示其與皇帝更為親近，郎中稍遠，外郎大約不在禁中。學者認為中郎、郎中、外郎是3個級別(1)，其實最初不過是與君主的親近程度之別，有如內寢中的貼身丫頭與外堂雜活丫頭之別，既不是升遷階梯，也不好看成行政級別。先秦到漢初郎官無秩，其時中郎、郎中、外郎之別，與後來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嚴格以秩級為別、而且構成晉升階梯的情況，很不相同。漢初的郎名顯示他們當時偏重職事分類，級別分等尚不發達。侍從們依靠傳統的供養方式為生：沒有固定俸祿，以廩食和賞賜為生。因無秩級，所以他們進入行政體制的渠道和層次也不確定。“宦皇帝者”若得到皇帝賞識，就可能被認定為“宦皇帝而知名者”，給他們與爵級五大夫、秩級六百石相近的待遇。但可想而知，得此待遇的隨意性是很大的，不過是看皇帝臉子罷了。總之，“宦皇帝者”之所以在品位結構中地位模糊，在於他們作為侍從的“私人性”。

戰國文武分途，由此軍隊、軍官、軍人自成系統。將校、軍吏的等級管理，使用軍職與軍爵。秦國軍功爵制之下，“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鬥無由也。”(2)授爵基本以“軍功”為依據。“從軍當以勞論及賜，未拜而死”、“隸臣斬首為公士”、“工隸臣斬首及人為斬首以免者”之類秦律律條(3)，都顯示了軍爵與“從軍”、與“斬首”密切相關。是為“武爵武任”。所以一段時間裏，軍爵，主要是軍人或從軍立功者的品位，而非王朝吏員的品位。看到某吏員有爵，若無其他特殊情況，則以推測那位吏員曾經從軍立功更好一些，就是說其爵位與其吏職無大關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