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弘治朝政局（第2/2頁）

凡此見孝宗不難於節用以恤民，而難於卻閹之請，然猶卒以大臣之語而撤閹，則恭儉尚有天資也。後來變本加厲，決非能長保孝宗之德意，要此自見弘治朝保存明代盛時元氣之美。

明之一代立法創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舉。洪、永間定制，法司斷獄，一依律擬議。英、憲以後，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條例由此日繁。八年，以鴻臚少卿李請，命刑部尚書彭韶刪定問刑條例。十三年，給事中楊廉復言：“高皇帝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革其煩瑣。臣以為非深於經者，不足議律；非深於律者，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革去一切近代冗雜之例，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帝嘉納之。尚書白昂會九卿定議，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余條，與律並行，詔頒之中外。帝所任刑官，前後如何喬新、彭韶及昂與閔珪，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翕然稱頌。至廷杖詔獄等慘酷事，終弘治之世無聞。據《刑法志》：“弘治元年，員外郎張倫請廢東廠，不報。然孝宗仁厚，廠衛無敢橫，司廠者羅祥、楊鵬，奉職而已。”錦衣衛使，在弘治中亦有可稱者二人，初年為朱驥，《明史》無驥傳。驥為於謙之婿，因謙獲譴。《謙傳》言驥自有傳，而卒無之。此亦《明史》之前後失照也。《明史稿》有《驥傳》。《刑法志》謂驥持法平，詔獄下所司，獨用小杖，憲宗嘗命中使詰責，不為改。《史稿·驥傳》：遇重獄，苟可生者，必為之解。迄明世，論典獄之使，率以驥稱首。弘治三年卒官。同時又有牟斌，《刑法志》：“牟斌者，弘治中指揮也。李夢陽論張延齡兄弟不法事，下獄，斌傅輕比，得不死。”牟斌，《明史稿》與朱驥合傳。後人正德朝，不容於中官，奪職死。是知廢東廠非帝所能，而終帝之世，廠、衛皆循職不為惡，且歷朝為中人鷹犬之錦衣衛，於弘治朝即累有賢指揮使可稱，亦見“上好仁，則下好義”。經訓自不易也。

弘治一朝，多用正士，然初年則首輔劉吉未退，頗受沮撓，至宦官則僅免肆惡。帝於奏請裁抑之臣，率不能用，或且罪之。其間用事者有一李廣，《宦官傳》：“以符箓禱祀蠱帝，因為奸弊，矯旨授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四方爭納賄賂，又擅奪畿內民田，專鹽利巨萬。起大第，引玉泉山水繞之。給事葉紳、禦史張縉等交章論劾，帝不問。十一年，廣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未幾，清寧宮災。日者言：‘廣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後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自殺。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諸交結廣者走壽寧侯張鶴齡求解，乃寢弗治。時司設監已為廣請祠額祭葬，及是，以大學士劉健等言，罷給祠額，猶賜祭。”時更有守備南京太監蔣琮，以前成化間，奸民指瀕江補坍沙灘，投獻中官，中官收其利，而坍地賦責之民。帝立，詔：“勢家悉返投獻地。”民乃塑於朝。下禦史姜綰等覆勘，琮脅綰右己，綰劾琮罔民利，因及其侵漁諸不法事。琮與綰互訐，累勘卒為宦者所持，其先為守備受投獻之太監黃賜，並同時私墾後湖為田之太監陳祖生，並奉使兩廣道南京之太監郭鏞，因大學士劉吉共譖綰等，至下禦史十人於獄，貶為州判官，而宥各閹不問。後琮以僭侈殺人，掘傷皇陵氣得罪，充孝陵凈軍。則帝之不能不為閹人所蠱，可考見矣。惟其時亦多賢中官，懷恩、覃吉貽自先朝；有何鼎者，更以得罪張鶴齡兄弟，為皇後所怒，竟由後使李廣杖殺鼎。蓋孝宗張後，不能法前代諸賢後，縱其兄弟多作過惡，請乞無度，敗壞鹽法，至廢中鹽法不行，而投獻閑田，明知禁止而不能絕，張氏實蠹政之尤。此亦帝之不得賢後為助，又不能裁制外戚如祖宗時，皆仁而不斷之現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