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英憲孝三朝之學術

宣宗時始開講學之風，公卿士庶，翕然信向，為天下是非標準，始於月川曹氏，前已言之。英宗時則有薛暄。暄有學行，人稱為薛夫子，初為山東提學金事。王振問楊士奇：“吾鄉有可為京卿者乎？”士奇以暄對，召為大理少卿。暄至，士奇使謁振，暄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宣德中，瑄授禦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至是士奇反欲令見王振，輔臣之仰振積威久矣。一旦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趨拜，暄獨屹立，振知為暄，先揖之，自是銜暄。會指揮某死，振從子山欲強娶其妾，誣指揮妻毒殺其夫，處極刑，暄辨其冤，三卻之，都禦史王文承振指，劾暄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奏暄受賄，下獄論死。將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爨下，問故，曰：“聞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會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暄系獄待決，讀《易》自如。既免，景泰間以薦起，歷官大理寺卿。蘇州大饑，貧民掠富家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余人；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英宗復辟，重暄名，拜禮部右侍郎人閣。王文、於謙之獄，惟暄力爭，為減極刑一等，得棄市。暄見石亨、曹吉祥用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致仕去，在閣數月耳。告歸後七年，天順八年卒，贈尚書，謚文清。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為主，充養邃密，言動鹹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道其所得，學者宗之。弘治中，給事中張九功請從祀文廟，詔祀於鄉。已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隆慶六年，允廷臣請從祀。

薛文清雖亦為達官，世自尊為薛夫子，其弟子及再傳三傳弟子，以學行名節著者甚眾，皆見《儒林傳》，楊廉亦見《儒林》。《明史·儒林傳》皆躬行自重之賢，不似《清史·儒林》，專重考據，稍習《說文》小學，輒尊之曰儒，而其所以敦品立行者不問也。蓋清之國史館傳體已如是，末流遂無以品行為意者。文清歿後百余年，卒從祀文廟。吾國昔以能從祀為人品之至高，亦懸一人格以為士大夫之標的而已。至抉此藩籬而欲為人類設新訓條，至今仿徨未知所向，吾蜚談歷史，只能就史實中經過者言之。

英宗朝專以講學名而門弟子極盛者，為吳與弼。與弼，字子傳，世稱康齋先生。父溥，即靖難時與王艮、胡廣等同居，斷定胡廣、解縉不能死節者。溥亦在建文時已為國子司業，永樂中復為翰林修撰。康齋門人，明代從祀文廟者乃有二人：一胡居仁，一陳獻章。講學之風，斯時極盛。君相側席，願見大賢，康齋以處士蒙召，創意者為石亨，後來頗受指摘。尹直《瑣綴錄》謂康齋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又為其弟所訟，或謂地方官忌康齋，募人教其弟為之。右康齋者並辨《瑣綴錄》之誣。但康齋之於世論，頗未能如薛夫子之一致推服，則可見矣。今讀其《集》，屢言夢見孔子、朱子，縱或為結想所成，要亦無當於為學實用。雖大儒盡出其門，明儒從祀止四人，薛瑄在前，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三人同以萬歷間從祀。胡、陳皆康齋弟子。然世所景仰，對康齋不及對胡、陳，而胡尤平實可為人師法也。

居仁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遊，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序，鶉衣簞食，晏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眾，皆告之曰：“學以為己，勿求人知。”曰：“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務於空虛與溺於功利者均失，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真，一在工夫間斷。”承學之士，皆佩之為篤論。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為薛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陳獻章，字公甫，舉人未第。從吳康齋講學，嘗自言：“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人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卸勒也。”其學浩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世稱白沙先生。白沙實大近禪悟，胡敬齋亦言之，後皆從祀。則門弟子等盛，學說等行，出大儒之門者，終身服膺師說，服官皆有名節，不負所學。亦多有已通籍而解官受業於門者，《儒林傳》中不少其人。一時學風，可見人知向道，求為正人君子者多，而英挺不欲自卑之士大夫，即不必盡及諸儒之門，亦皆思以名節自見。故閹宦貴戚，混濁於朝，趨附者固自有人；論劾蒙禍，瀕死而不悔者，在當時實極盛，即被禍至死，時論以為榮，不似後來清代士大夫，以帝王之是非為是非，帝以為罪人，無人敢道其非罪。故清議二字，獨存於明代，讀全史當細尋之，而其根源即由學風所養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