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太祖起事之前提（第2/3頁）

當成宗時，去統一中國僅十余年，元貞二年，距世祖之死僅二年，而蒙古在中國之兵力已如此。有事每倚漢人，惟宰相尚為世祖時顧命舊臣，能容漢人，漢人因亦樂為之用，間有盜亂，旋即平之。至順帝時之群雄，其起因大有可言矣。《明史》敘群雄以方國珍為始，起於至正八年，順帝即位之第十四年。其前至元三年，順帝亦用至元紀年，與世祖同年號，亦其無法度之證。順帝即位之第五年，廣州朱光卿反，汝寧棒胡反，以後各地蜂起，久者亙數年不定。而元之所以處分此事，則蒙古既不足用，又仇漢人使不為用，夫然後群雄乃起，而群雄中遂有明太祖其人，固知能成大事者，非輕逞其一朝之忿者也。其時中國之不能不反元者，據述之如下：

至元三年廣州變起之後，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有馬者拘人官。是為因亂事而益歧視人民。是月，詔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部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是為歧視人民而絕多數人登進之路。五月戊申，詔汝寧棒胡、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等皆系漢人，漢人有官於省、台、院及翰林集賢者，可講求誅捕之法以聞。是為以種族之嫌忌，令已仕者皆不安於職。八月癸未，弛高麗執持軍器之禁。是為無自衛權者獨有漢人。又其前二月己醜，汝寧獻所獲棒胡彌勒佛小旗、偽宣敕，並紫金印、量天尺，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所獻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邪？”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侍禦史許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是又以逆臆之心料漢官或為漢人輕減反者罪名，則可將漢官皆坐以逆黨，而一律鏟除之以為快。是歲，巴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是為宰相起意屠戮漢人，先就人數最多之姓為始。以姓分應殺不應殺，設想已極不道，帝雖不從，此風聲已不可令天下聞矣。後於至正十一年，巴延已敗，托克托代為相。六月，《通鑒》又書雲：“丞相托克托議軍事，每回避漢人、南人；方人奏事，目顧同列，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納。人言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窪誤。’於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紅軍者，是年劉福通起，用紅巾為號，謂之紅軍。未幾，芝麻李、徐壽輝相繼起，皆用紅巾，紅軍遂遍各行省。明年，郭子興起於濠，濠為太祖所居，遂亦相從而走險矣。《明史》所立群雄之傳，以方國珍為起事之最先，其以前之旋起旋滅者不計，即其以後如芝麻李之不久為元所滅者亦不計，以太祖所托始之故，郭子興不但有傳，且序於群雄之首。所為傳者共八人，其後三人：擴廓帖木兒、陳友定，雖起自義兵而能自發展，與群雄略同。然既盡忠於元，在明代修《元史》時當人之，如擴廓之義父察罕帖木兒，已人《元史》矣，擴廓事亦附見。但從順帝出亡後，尚有屢圖興復之兵，《元史》竟截去不載。友定之殉元，尚在順帝未遁之時，何以亦不與察罕為同類？至把匝剌瓦爾密，尤為元之宗室，據其封國，不肯降明而死，何為與群雄同列？《元史》無宗室傳，故不輯為有系屬之傳，然有《諸王表》，亦未於雲南王忽哥赤之後列至把匝剌瓦爾密，遂以最後殉國之宗王，亦不人《元史》。至《明史》乃紀之為群雄之列。清修《明史》因之，於《明史》中列元臣傳。清又於《明史》中遺張煌言、李定國、鄭成功等，今乃人《清史稿》。此與明修《元史》有意漏落擴廓等若相應和。此一異也。

附　群雄系統表說

第一　史實之系統表

方國珍　至正八年起黃巖。二十七年，人朝於吳，是年明祖稱吳元年。居京師，受官以善終，無名號。

劉福通　至正十一年起潁州。十五年，覓得韓林兒於武安山中，奉為主，稱帝，建國號宋，紀元龍鳳。其黨四出，掠地甚遠，他股歸附，奉宋年號者亦多。二十二年，為張士誠將呂珍所破，殺福通。明祖救宋，擊退珍，以林兒歸滁州，尚奉其號。明年，太祖乃以林兒之命，由吳國公進封吳王。二十六年，林兒死。明年，太祖乃稱吳元年。又明年，遂稱明，改元洪武。太祖無所藉於林兒，惟以人心思故宋，林兒既稱宋，故用其號。劉福通起事，以紅巾為號，故稱紅軍。同時起而應之者，若芝麻李、徐壽輝、郭子興皆稱紅軍。余各股稱紅軍者尚多，史所不甚詳，從略。

芝麻李　至正十一年起徐州。本名李二，以曾出芝麻一倉救饑民，為眾所推。所號召為河工夫，元末童謠：“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系以此咎賈魯之治河。其實魯治河為後世法，為百年利，元之政不足善河工之後耳。十二年，為元丞相脫脫所破，余黨並人濠州，亦與濠同附宋而終，無名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