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太祖起事之前提

附群雄系統表說

《明史》斷代起於洪武元年，而敘明事者不能以洪武紀元為限，當以太祖起事之始為始。《史》、《本紀》如此。陳鶴《明紀》，自注起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夏燮《明通鑒》起至正十二年，皆與《本紀》相應合。夫言明一代之史，除一支一節之紀述不可勝數外，自以正史為骨幹。而變其體，則有《紀事本末》、有編年之《紀》及《通鑒》。《紀事本末》成於《明史》之前，其取材不限於《明史》。後來《明史》既成，清代又以敕修名義成《通鑒輯覽》之《明鑒》及《綱目三編》。《明紀》及《明通鑒》乃敢準以下筆。清代之治《明史》者終不免有應顧之時忌，此俟隨時提清。今欲知史之本義，莫重於為法為戒。人知明之有國，為明驅除者群雄，不知群雄亦當時之人民耳。何以致人民起而稱雄，顛覆舊政府，而使應時而起者得取而代之？此非群雄之所能自為，乃統治人民之元帝室迫使其民不得不稱雄，不得不群雄中造就一最雄者而與天下更始也。敘群雄者，以至正八年起事之方國珍為始。其實民得稱雄，已為較有知識、較有作用之健者，其人已不肯冒昧首禍犯令於清平之世，一皂隸縛之而遂就法，蓋已知綱紀盡弛，行之可以得志而後動也。故推元末之亂本，不能不溯元室致亂之故。

元之武力，自古所無，大地之上，由亞而歐，皆其兵力所到，至今為泰西所震驚。乃人中國不過數十年，遂為極散漫、極脆弱之廢物。其故維何？所謂“馬上得之，馬上治之”。不知禮法刑政為何事。凡歷朝享國稍久者，必有一朝之制度。制度漸壞，國祚漸衰。有經久難壞之制度，即有歷久始衰之國祚。有周之制度，即有周之八百年；有漢之制度，即有漢之四百年；唐宋皆然。惟元無制度，其享國即在武力之上，其能鉗制人民數十年而後動者，即其武力之橫絕歷代也。元之無制度，若但為其書不傳，則亦正有《元典章》等傳本，豈知元即有因襲前代之文物，元之當國者正絕不行用。此當從《元史》中於奏疏文求其反證，乃可得之。

順帝至正三年，監察禦史烏古孫良楨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後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上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雲：‘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人、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人、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奏人不報。又至正十五年正月辛未，大鄂爾多儒學教授鄭咺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嬸兄嫂。恐貽笑後世，必宜改革，繩以禮法。”不報。元至至正，已為末一年號，不過數年，瀕於亡矣，而猶以夷俗自居，曰“列聖未遑之典”，可知開國以來無不如是。其曰“議法之吏”，則固未嘗不言立法，惟法特為漢人、南人設耳。

元之國境廣大，民族眾多，蒙古謂之國人，中國本部謂之漢人，自余謂之各國人，亦雲色目人。色目之中，西藏亦一色目，而又以信佛之故，縱西僧為暴於國中。錄《元通鑒》一則為例：

武宗至大元年戌申正月已醜，西番僧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於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發，捽諸地，棰撲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詔，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之者截其舌。”皇太子帝母弟仁宗。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乃寢其令。

此時尚為元之全盛時代，混一中國未及三十年，其了無制度如此。至元之兵力，西人至今震懾，然考之《史》，元亦並無經久之兵制，一往用其饑窮為暴、脅眾覓食之故技，侵掠萬裏，既得溫飽，即伎倆無復存焉，非若歷代軍制既定，威令久而後渝者比。再錄《元通鑒》一則見例：

成宗元貞二年丙申十月，贛州民劉六十聚眾至萬余，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守令又因以擾良民，盜勢益熾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吏李霆鎮、元明善二人持文書以去，眾莫測其所為。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距賊營不百裏，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寘於法，復誅奸民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不數日，六十就擒，余眾悉散。軍中獲賊所為文書，具有旁近郡縣富人姓名，霆鎮、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報於朝，博果密召其使，謂之曰：“董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為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書，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不言破賊事。時稱其不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