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背後（第2/4頁）

所以，當全國民眾都在慶祝“喜峰口大捷”的時候，很少有人會在意宋哲元戰後的一句感嘆：“我以三十萬大軍，不能抗拒五萬敵人，真奇恥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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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多，心又齊，怎麽會打成個“奇恥大辱”？

這就要說到第二個問題了，那就是二十九軍的“大刀隊”。

“大刀隊”一戰成名，二十九軍人人背一口大刀，當時讓國人無不嘖嘖稱奇。但是，卻很少有人會去問：他們為什麽要背一把大刀？

原因很簡單：因為二十九軍窮啊！

當時二十九軍的裝備，在全國範圍內，可能也就比川軍稍微強一點：整個軍（當時2萬多人）只有野炮、山炮十余門，重機槍加在一起不過100挺左右，每個連只有兩挺輕機槍。全軍用的步槍，1/3是自己造的土槍，子彈也嚴重不足。

大刀隊

在這樣的情況下，馮玉祥只能下令，包括二十九軍在內的西北軍人人佩一把大刀。之所以是大刀而不是軍刺刀，還是因為軍刺刀對鋼的要求高，規格也嚴，而大砍刀相對制作工藝要求低，中國普通的鐵匠鋪都能打造。

二十九軍的“大刀隊”，其實是整個抗戰期間，中國軍力與日本軍力的一個折射。

就以鋼產量為例，在1937年中日全面開戰前夕，日本每年的鋼產量是8.7萬噸，而中國呢？是700噸。

事實上，“大刀隊”奇襲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夜色掩護和出其不意。實事求是地說，如果真的換到白天的白刃戰，即便西北軍有習武的傳統，沉重的大砍刀是否真的能砍瓜切菜一般對付當時日本步兵上了刺刀後的“三八大蓋”，還真的不敢下定論（日本步兵對刺刀拼殺有極為嚴格的訓練，抗戰時無論國民黨軍隊還是八路軍都承認日本的單兵素質遠勝中國）。

還有一點，當時國內媒體沒提到——當然，他們也未必知道——“大刀隊”夜襲後撤退時，遭到了日本軍隊的密集火力射擊，傷亡大半。

所以，當時有個叫黃紹竑的桂系將領，在參與“長城抗戰”後，對當時國內媒體的報道發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當時的媒體是怎麽報道“大刀隊”的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天津的《益世報》，報道稱：

我們喜峰口的英雄是光著腳、露著頭，使著中古時代的大刀，……搶回了山，奪回了嶺，收回了喜峰口，俘虜了幾千個日本人，收到了幾千枝日本槍，捉住了許多輛日本坦克，擡回來許多架日本開山炮。這個故事，豈不比（法軍守衛）凡爾登的故事還威武！還壯烈！還光榮！還燦爛！

黃紹竑在“長城抗戰”停戰後，在上海對《申報》館的老板史量才說：新聞界不去鼓吹正規軍的新式武器，而來鼓吹大刀隊，不是又要演出義和團的老把戲了嗎！

話雖說得刺耳，但也確實引發人們的一個感慨：都已經進入20世紀30年代了，我們的子弟兵竟然還揮舞著冷兵器時代的武器，去和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者肉搏，這又是怎樣的一種悲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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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你會說，兵器是死的，人是活的。

宋哲元。“九一八事變”後，宋哲元是第一批通電要求全國抗戰的將領

於是，就要說到第三個問題，關於人的問題。

這個人，就是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

如果你只憑歷史教科書關於宋哲元這個人寥寥幾筆的敘述，是很難理解這個人的轉變軌跡的——從1933年全國皆知的抗戰英雄，慢慢蛻變成優柔寡斷、畏首畏尾的官僚，到最後差點與日媾和，做了漢奸（有史料表明他後來已派人和土肥原賢二接觸）。

這到底是為什麽？

看了1933年“長城抗戰”後華北一帶的變化，你就不難理解了。

1933年的《塘沽停戰協定》簽訂後，國民政府的部隊撤離了長城一帶，華北出現了權力真空，宋哲元成了實際上的最高行政長官。在這樣的機遇下，宋哲元大力擴充部隊，二十九軍從原來的區區2萬多人，擴充到了10萬人，武器裝備也上了一個档次（全軍配備的輕機槍比中央軍配備的還要多）。

隨著勢力不斷擴大，宋哲元的地盤已經囊括了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北平、天津兩座大城市，並坐擁領地內的稅收。

有槍，有人，有錢，有地盤，然後會滋生什麽思想？沒錯，就是軍閥思想。

在“長城抗戰”期間，宋哲元手書“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感動無數國人

在握有華北地區統治權後，宋哲元一方面找出百般理由，嚴格禁止中央軍進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另一方面又和日本人周旋，他希望以自己的種種退讓，換得日本人對他統治華北的實質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