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佛教中國化 法難與自救（第2/2頁）

這雖然理無可恕，卻也情有可原。

原因不僅在於武宗崇道，更因為佛教的過速發展已經嚴重影響到政權穩定和國計民生。以當時的生活水平，十戶人家才能供養一個僧人，而會昌五年（845）還俗的僧尼就多達二十六萬，大唐子民的負擔之重可想而知。這時就算換了武則天，恐怕也得調整政策，何況武則天只有一個。[4]

但，三武一宗以後，卻再也沒有滅佛的事情發生。佛教不但與朝廷，與道教和儒家也相安無事。文學作品如《紅樓夢》中，佛僧和道士還往往聯手。明代嘉靖皇帝崇道，清代雍正皇帝信佛，都沒有引起政局的動蕩。自稱破塵居士或圓明居士，在宮中舉行法會說法受徒的雍正皇帝，甚至照樣毫不留情地刮起廉政風暴，將帝國的財政扭虧為盈。[5]

這當然不會是皇權政治變成了神權政治，只可能是佛教發生了變化，當權者、儒家和道教也做出了相應調整。他們學會了和平共處和中庸之道，也懂得了“鬥則兩敗，和則俱存”的道理，終於攜起手來致力於中華文明的共建。

首先是佛教在帝國的結構中擺正了位置。他們通過種種方式和途徑，包括對寺院規模和僧尼數量的自我控制，一再向統治者表明心曲：自己將永不謀求執政地位，也不打算將中華帝國變成中華佛國。但，這只能保證他們不再遭受迫害和法難。要想長期生存，必須自我革命，自我拯救。

也就是說，徹底中國化。

中國化早就開始了。第一步是巫術化的浮屠道，時間在東漢到五胡十六國；第二步是玄學化的般若學，時間在西晉到東晉。靠著這兩步，佛教從鮮為人知的外來文化變成了風靡天下的中華時尚。這就讓他們意識到，與華夏傳統相結合才是自強自立的不二法門，而代表著這傳統的是儒家，因此還必須邁出關鍵的第三步——實現自身的儒學化。

儒學化的佛教就是禪宗。[6]

禪宗雖然創始於唐，大行其道卻是在宋，佛教不再有性命之憂也是在宋。這說明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過程，佛教的中國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管怎麽說，這一切都是從惠能開始的，他提出的“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正是佛教的儒學化綱領。[7]

這就同時給我們提出了四個問題：禪宗怎樣實現了佛教的儒學化？實現這一革命目標的為什麽不是別的宗派，而是禪宗？變革為什麽不早不晚，偏偏在這時發生？禪宗在改變了佛教的同時又改變了別的什麽？

那就讓我們探個究竟。

[1]法琳最後死在流放途中。他的事跡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均無記載，只見於《續高僧傳》卷二十四、《開元釋教錄》卷八、《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等，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有條目。

[2]見《隋書·高祖紀》，並請參看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隋兩帝重佛宗法俱受歸戒事》。

[3]請參看範文瀾《中國通史》第四冊。

[4]會昌五年全國人口統計為四百九十五萬余戶。按十戶人家供養一個僧人計算，二十六萬僧尼的供養者達二百六十萬戶，已經超過全國人口的半數。辛替上書勸諫唐中宗時甚至說，天下之財，佛有十之七八。見範文瀾《中國通史》第四冊。

[5]請參看拙著《品人錄》。

[6]此處及以後所稱禪宗均指惠能開創的南宗。特此說明，不再另注。

[7]見《六祖壇經·決疑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