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佛教中國化 法難與自救

大唐當局原本並不喜歡佛教。

不喜歡是可以理解的。被他們取代的隋，不但皇帝姓楊而且尊佛。即便為了畫清界限，李唐也要改弦更張，何況被道教尊為教主的老子據說還姓李。因此，盡管老子究竟是誰並無定論，更非號稱“道德天尊”的真神，跟李世民他們家也風馬牛不相及，唐太宗仍然在貞觀十一年（637）頒布尊道抑佛的命令，宣布道教的地位在佛教之上。

這一年，武則天進宮，成為唐太宗的女人。

年方十四的武則天當然管不了這事，出面據理力爭的是高僧法琳。他甚至對唐太宗說，陛下的李氏出自鮮卑，與隴西李氏毫無關系。意思也很清楚：大唐是胡人的王朝，應該尊奉胡人的宗教，何況拓跋的血統比老子高貴多了。

法琳自以為得計，卻沒想到犯了大忌，李氏父子最痛恨的就是把他們視為胡人。想當年，純正鮮卑血統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滅佛時，就明確而坦然地宣布自己不是胡人，也不怕下阿鼻地獄。法琳哪壺不開提哪壺，豈非找死？

勃然大怒的太宗皇帝將法琳打入死牢，並且下令說：法琳不是在著作中聲稱口誦觀音的人刀槍不入嗎？那就讓他在獄中好好念誦菩薩的聖號，七天之後再來試刀。

期滿之日，執法官問：念觀音有效嗎？

法琳答：貧僧不念觀音，只念陛下。

執法官說：你怎麽念起陛下來？

法琳答：因為陛下就是觀音。

太宗皇帝輕蔑地撇了撇嘴，將法琳流放到益州。[1]

法琳躲過一劫，問題卻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事實上，正如我們在《南朝，北朝》中所說，自從胡僧佛圖澄被後趙皇帝羯人石勒尊為“大和尚”，佛教在中國就跟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要依靠皇權與道教爭奪江湖地位，國家則要借助宗教維持統治。只不過，主動權在後者手裏。皇帝可以選擇佛教，也可以選擇道教，還可以在二者之間搞平衡。

原因，則多種多樣。

隋文帝是公私兼顧。這個武川軍閥誕生在佛寺，由一位比丘尼撫養成人，對佛教有著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興佛不但可以報答養育之恩，證明自己得天獨厚，還能與滅佛的前朝撇清關系，爭取到佛教信徒的眾多人心。[2]

後來武則天的崇佛，原因也在這裏。

於是，前面的皇帝滅佛，後面的篡位者就興佛，比如楊隋；前面的王朝崇佛，後面的取代者就抑佛，比如李唐。他們必須這樣選擇，非如此不能顯示自己正確。佛道兩教的此消彼長，也不是什麽風水輪流轉，而是強權在操縱。

這實在與信仰無關。

中國的皇帝，也沒誰真有信仰。他們首先要考慮的是政權的穩固、統治的長久，佛教卻總讓他們放心不下。五胡十六國以後，佛教興盛發達，僧尼不入編戶，不納賦稅，不敬王者，許多寺院甚至有著自己的法律法規（僧律）和武裝力量（僧兵），儼然王土之上的國中之國。幸虧它們規模有限也未聯成一體，否則那些方丈豈非割據的諸侯？[3]

問題是他們還要自稱“佛子釋種”，等於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即便那些帶發修行的居士，雖然也娶妻生子，但誰能保證孩子們不會被教育成“中國面孔天竺心”？

更嚴重的是，靠著佛教，外來文化和異端邪說有了“思想租界”。那些崇洋媚外和離經叛道的異己分子，完全可以躲進那裏“政治避難”，以佛祖的名義蠱惑人心，不斷挑戰儒家倫理的底線。其種種表現，已如前章所述。

這很危險。寺院超過規模，會亡國；信徒超過數量，會亡種；文明根基動搖，會亡天下。因此，在統治階級和正統儒家眼裏，佛教豈止精神鴉片，簡直就是定時炸彈。唐太宗只是貶低佛教，仍然讓佛教與道教並行，已是開明。

相比較而言，道教讓人放心得多。

道教能夠成立，自然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優點，最突出的優點就是具有中國特色。比方說，食人間煙火，修現世功德，講修身養性，求長生不老。這些都非常符合華夏文明的現實精神，何況道教的養生之道也不乏技術含量。

更何況，它好歹也是中國人“自主研發”的。

可惜道教不爭氣，總也鬥不過佛教。說起來這也怪不得他們。中國原本沒有宗教土壤，不可能自發產生宗教，只能照貓畫虎。這樣硬生生弄出來的東西，便只能一半是佛教的山寨版，一半是巫術的升級版，哪裏比得上體大思精內涵豐富的佛教？人心所向，皇權也奈何不得。

競爭不過，只好動粗。

於是，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後，又有了唐武宗的會昌毀佛和後周世宗的整頓佛門，史稱“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難。盡管此前由於武則天和其他皇帝的扶植，佛教在唐代曾達到鼎盛。但在武宗的打擊下，已是元氣大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