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阿拉伯 告別巴格達

巴格達與泰西封只有一步之遙。

泰西封是波斯薩珊王朝的故都，巴格達則原本是底格裏斯河西岸的一個村落，距離泰西封只有32公裏。阿巴斯王朝的第二任哈裏發曼蘇爾（al-Mansur）把它定為新都，而且像羅馬皇帝君士坦丁遷都拜占庭、隋煬帝營建洛陽一樣，親自選址並親自監工，當然不會是心血來潮。

事實上“巴格達”這個名字很可能來自波斯語，意思是“真主的恩賜”。建成之後的正式名稱則是麥地那·薩拉姆（Madinah al-Salaam），意思是和平之城。顯然，這就意味著帝國將來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放棄地中海，轉而依靠波斯的傳統，尋求波斯的支持。難怪阿巴斯人要把自己的政權稱為道萊（Dawla）了，他們開創的確實是一個新紀元。[29]

新，是方方面面的。

首先，王朝在曼蘇爾和他以後都“一國兩府”。哈裏發是宗教領袖和國家元首，行政事務和大權則交給名曰維齊爾（Wazīr）的宰相或首席大臣。他們通常由波斯人擔任，權力大到不但理所當然地主持國務會議，而且可以任命和罷免行省總督。基督徒和猶太人也被委以大臣和顧問的要職，阿巴斯王朝變成了聯合政府領導的多民族帝國。[30]

這就與定都大馬士革的伍麥葉風格迥異。伍麥葉王室是不相信非阿拉伯人的，他們也不會把國家事務假手他人，對其他民族的文明更不感興趣。這個從麥地那烏瑪到哈裏發國家一路上升的家族，更像隋唐初年的關隴集團。他們的“關中本位”政策就是依靠阿拉伯人，尤其是阿拉伯武士。

阿巴斯王朝卻顯得開放和寬容，各色人等都能在這個帝國如魚得水。這其實也是被逼出來的。作為舊政權的顛覆者和過去的少數派，他們既不能依靠伍麥葉的人，自己又沒有執政能力，只好就地取材使用波斯官員和波斯官制。何況阿巴斯人造反起義時得到了什葉派、基督徒、猶太人和波斯瑣羅亞斯德教徒的支持，勝利之後總要以德報德。

結果，政權的性質就變了。

變化也有兩方面。一方面，統治集團由過去的阿拉伯貴族和阿拉伯武士，變成了職業文官、商人地主和教法學家組成的群體。另方面，帝國也變成了波斯化的王朝。實際上這些久居伊拉克的阿拉伯征服者，早就與那些被征服的薩珊貴族眉來眼去，現在更是心安理得地接過波斯傳統，模仿波斯習俗，迷戀波斯女人。當波斯音樂從底格裏斯河畔的豪華別墅飄出來時，他們與沙漠中的遊牧生涯已如隔世。

這又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

最大的變化是過去的武夫變得文雅，帝國的政策也變得寬容。這種寬容是當時西方世界所沒有的。猶太人、基督徒和瑣羅亞斯德教徒被允許堅持自己的信仰，更被允許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沒有焚書坑儒，也沒有異端裁判所，盡管維系帝國統一的紐帶仍然是伊斯蘭教和阿拉伯語。[31]

寬容和雅致催生了文明之花，阿巴斯王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一片欣欣向榮。富饒的兩河流域提供著各類豐富的農產品，從大唐戰俘那裏學到的造紙術傳遍全國，紡織業和銀行業茁壯成長，交通運輸四通八達，巴格達開出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兌現。總之，當中國的大唐陷入安史之亂的泥潭不能自拔時，阿巴斯人卻迎來了伊斯蘭文明的黃金時代。

當然，也是和平時代——薩拉姆。

於是就有了功德無量的“百年翻譯運動”。從公元830年到930年，也就是中國的晚唐五代時期，對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規模有組織長時期的翻譯推介活動，以巴格達為中心全面展開。正是這一壯舉，使古希臘典籍得以完整保存，為歐洲的崛起提供了指路明燈，讓文藝復興時期的偉人們有了能夠站立起來高瞻遠矚的巨人肩膀。

星盤是古希臘人發明的，阿拉伯學者們加上了角度的刻度，從而可以進行精確測量。其用途非常廣泛，包括定位和預測太陽、月亮、金星、火星等天體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確定所在地的經緯度和時間等等。借助星盤，穆斯林們可以隨時掌握麥加的準確方位進行朝拜。

但與此同時，帝國也走向衰朽。

衰朽是從統治者開始的。長時間的和平繁榮，使他們日趨驕奢淫逸，也更加沒有執政能力。哈裏發們自稱“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卻其實是波斯人文官政府的影子，後來還變成突厥禁衛軍隨意廢立的傀儡。到公元9世紀中，也就是大唐皇帝接連被宦官謀殺，查理曼帝國也一分為三時，阿巴斯王朝的政府已經由波斯人的變成了突厥人的。

這就離亡國不遠。公元1055年，也就是中國的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巴格達被塞爾柱（Seljuk）突厥人占領。突厥首領自封蘇丹（Sultan）成為實際統治者，哈裏發則變成徒有虛名的宗教領袖。公元1258年，即南宋理宗寶祐六年，成吉思汗的孫子率領蒙古軍團血洗了巴格達。既政教分離，又只剩下可憐兮兮兩河流域的阿拉伯帝國正式滅亡。[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