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人小說背後的故事

我和機器人結下不解之緣的時間，就寫作而言是在1939年5月10日，然而身為科幻迷的我，在更早之前就愛上了機器人。

畢竟，機器人並不是什麽新鮮的科幻題材，早在1939年已是如此。在古代和中世紀的神話傳說中，就有不少機械所制造的人類。至於“robot”這個名詞，最早則是出現於卡雷爾・恰佩克（Karel Capek）所寫的劇本《RUR》，這出舞台劇於1921年在捷克首映，而劇本很快就翻譯成許多種外語。

RUR的意思是“羅素姆的萬能機器人”，劇中的羅森是一位英國工業家，他為了讓人類能夠過著充滿創造性的悠閑生活，因而制造了一批人造人來為人類服務（“robot”就是衍生自捷克文的“奴工”一詞）。雖說羅森的立意良好，事實並未照他的計劃發展，那些機器人叛變了，人類因此自取滅亡。

這種想象中的新科技，會在1921那個年頭被視為大災難的根源，或許並沒有什麽好驚訝的。別忘了，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人類才見識過戰車、飛機和毒氣的威力——借用“星際大戰三部曲”的說法，那正是“原力的黑暗面”。

相較於《科學怪人》這個更有名的故事，《RUR》注入了較濃的悲觀色彩，前者雖然也有人造人的情節，而且這個舉動同樣導致不幸，相對而言規模卻小得多。由於這兩部經典作品的影響，在1920和1930年代的科幻作品中，作者經常將機器人描寫成危險的裝置，照例一定會毀掉它的創造者。這類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一個寓意，那就是“有些事物人類不該知道”。

不過，我在十幾歲的時候就有不同的見解，我無法接受“如果知識代表危險，無知就是解決之道”這樣的觀點。在我看來，解決之道似乎是善用人類的智慧才對。人類不該拒絕面對危險，而應當學習如何化險為夷。

畢竟，早在某一群靈長類變成人類之初，這樣的問題已經是人類所面臨的挑戰。任何一項新科技都有可能帶來危險，打從一開始，火就是一種危險的科技，而語言又何嘗不是（且危險性猶有過之），這種情形直到今天仍未改變。可是如果沒有這兩項科技，人類就不是人類了。

總之，當時我雖然不太清楚自己對機器人故事有何不滿，內心卻一直在期待更精彩的作品。不久我終於等到了，那是刊登於《驚奇故事》1938年12月號的一個短篇《海倫・奧洛》，作者是萊斯特・德爾雷（Lester del Rey），他以極富同情心的筆調來描寫一個機器人。我相信那只是他所發表的第二個故事，但從此以後，我就是個至死不渝的德爾雷迷了（請大家千萬別告訴他，他一定還不知道）。

而幾乎同一時間，在1939年1月號的《驚異故事》中，因多・班德（Eando Binder）在短篇小說《我，機器人》裏也創造了一個引人同情的機器人。雖然相較之下，這個故事的內容貧乏得多，但我再度大受感動。不知不覺間，我開始有了想要創作機器人故事的念頭，而且決心要把我的機器人寫得人見人愛。在1939年5月10日這一天，我終於動筆了，前後總共寫了兩周，因為在那個時代，我寫作的速度還相當慢。

這個故事被我命名為《小機》，主角是個機器人保姆，雖然它和所照顧的女孩感情很好，女孩的媽媽卻怕它怕得要死。然而，弗雷德・波爾（Fred Pohl，當年他和我一樣才十九歲，此後我們的歲數也年年相同）比我來得聰明，他讀完這個故事之後告訴我，由於情節和《海倫・奧洛》太接近了，大權獨攬的《驚奇》主編約翰・坎貝爾（John Campbell）不可能刊登。他說得很對，後來坎貝爾正是以這個理由退稿。

沒想到幾個月後，弗雷德成為兩家新雜志的編輯，而他竟然在1940年3月25日買下了《小機》，並將它刊登於1940年9月號的《超級科幻小說》，不過題目改成了《奇異的玩伴》。（弗雷德有個可怕的惡習，就是喜歡亂改別人的題目，而且幾乎總是改得更糟。後來，這個故事在別處發表過許多次，一律使用我原來的題目。）

然而在那個時代，除非是將作品賣給坎貝爾，否則我無論如何都會感到遺憾。所以不久之後，我便試著創作另一個機器人短篇。不過，這回我先和坎貝爾討論了自己的構想，以確定本篇完成之後，他退稿的唯一原因就是寫得不夠好。然後，我才正式動筆寫出《理性》這個故事，大意是說一個機器人有了宗教信仰。

坎貝爾於1940年11月22日接受了這篇小說，並於次年四月刊登在他所主編的《驚奇》。這是我賣給他的第三個作品，但卻是他第一次照單全收，沒有要求我作任何修改。我因此感到十分得意，於是很快又寫了我的第三個機器人短篇，主角是個擁有讀心術的機器人，題目叫做《騙子！》。坎貝爾同樣爽快地接受了，將它刊登於1941年5月號，換句話說，連續兩期《驚奇》都有我的機器人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