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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指路口的小賣部，說先去買包煙。周庸從儲物盒裏拿出一條煙，說道：“甭買了，我這兒還有。”

我說：“你能不能動動腦子，我是為了買煙嗎？咱就從小賣部開始查。”

城鄉結合帶常見這種小賣部，老板的消息總是很靈通

學校門口的小賣部老板，一般都有幾個關系不錯的學生和老師，對學校裏發生的各種事情了如指掌。他們經常和學校裏的“混混”關系很好。我上中學時，學校裏的“混混”會把一些不方便隨身攜帶的打架用具寄存在校門口的小賣部。有的小賣部甚至會直接出售這些東西給學生，學校裏有打架什麽的，小賣部老板知道得比誰都早。

我們把車靠邊停下，走進小賣部。一個穿著花外套的中年女人正坐在門口收銀台裏看電視。見到我和周庸，她站起身問我們想要什麽。

我們買了兩包最貴的煙，交錢的時候我和她搭話：“姐，問您個事兒，我有個親戚在北京打工，孩子想辦下上學。我看這學校是寄宿的，覺得挺合適的，好進嗎？這學校。”

老板娘說肯定沒問題，讓我直接把孩子帶來就行。我問她用不用“五證”，她說不用。

周庸這時候在旁邊插話：“徐哥，這學校行嗎？我看這孩子一個個都沒什麽精氣神兒，是不是食宿條件太差啊？”

我轉頭看向老板娘，問她是不是這樣。她說：“不是，有兩個女學生，兩天沒回學校了，昨晚學校組織學生在周邊找來著，找到大半夜。”

周庸問她為什麽不報警。

老板娘搖搖頭：“報什麽警啊！這裏孩子的父母一般都在城裏打工，有很多都是跟著施工隊幹活的。今天在燕市，明天可能就去別的地方了。孩子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就不來上學的，有的是，正常。”

我問她學校是否詢問家長了，老板娘搖搖頭說不知道。問起兩個女孩的名字，她倒是知道——一個叫孟秋月，一個叫林歡，兩人是一個寢室的。

我們回到車裏，周庸點上煙：“徐哥，你說他們怎麽不報警呢？”我沒直接回答他，只問他知不知道什麽是“五證”。

他搖頭說不知道，我給他解釋了一下——外地孩子在燕市上學，需要五個證件。分別是：1.適齡兒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本人在本地務工就業證明；2.本地實際住所居住證明；3.全家戶口簿；4.本地居住證明；5.戶籍所在街道辦事處或鄉鎮人民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等相關材料。如果沒這五個證件，根本不給辦學籍。除此之外，燕市的各個區還有不同的要求，只有滿足這些條件，才能在城裏上學。

這個學校不需要“五證”，不需要其他附加條件，根本就不可能給辦學籍。也就是說，這是一所“黑中學”。

為了確定這個猜測，我登錄了燕市教委的官網，查詢是否有這個學校——結果一無所獲。

周庸：“什麽玩意兒，學校還有黑的？”

我說：“當然有，而且我估計你媽這錢要打水漂。”

我之前看過一篇打工子弟學校的特稿。這些學校裏，有很多不具備民辦學校資質，只能算是“黑學校”。前幾年，燕市曾經嚴查過一次，責令停辦拆除的就有二十四所。

很多人做這種學校，不是為了公益，而是為了盈利。將學校當成產業來做，按照那篇文章的說法，扣除開支，每年能有二三十萬元的盈利。加上周庸他媽捐的二十萬元，今年的盈利估計能破五十萬元。

周庸罵了一聲：“所以他們才不報警！”

我點點頭，學校如果報了警，很大可能會被政府發現缺少資質，然後被取締。不報警、不通知家長的話，兩個女孩有可能是丟了，也可能只是跟家長去了別的地方。拖到最後，即使真丟了，最壞的結果也是學校被關，所以他們沒選擇報警。

周庸憤憤：“真黑啊！那小賣部的老板娘也應該報警啊，這幫人怎麽一點兒同情心沒有呢！”

我說周邊的生意，都靠著這個學校，學校要是沒了，他們也不用賺錢了。

現在最主要的，是查到那兩個女孩的下落，別真出什麽事。

一些年輕人喜歡在台球室裏消磨時間

我和周庸下了車，在學校周邊轉轉。這裏很偏僻，除了一些針對學生開設的小餐館、文具店之類的，基本上沒什麽人。順著小賣部向東直走，大概一百多米，有一家小菜館，除了菜館的牌子，旁邊還立著一個小牌子，寫著：一層，台球廳。

按照我的經驗，學校附近的台球廳，一般都是校園裏“混混”的聚集地。我和周庸商量了一下，決定進去看看。“混混”一般都是不遵守學校規則的人，學校下了封口令，從他們口中套話，會比從普通學生那裏詢問信息容易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