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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完之後，大概9點多，我和周庸開車把女孩送回學校，然後把車停到了台球廳外。

11點左右，三三兩兩的人開始從台球廳裏出來，有的走向學校，有的走向其他地方。但“黑呢子”一直沒出現。

周庸等得有點不耐煩：“徐哥，你說他得在台球廳待到多晚？”

我沒回答他。剛才走了三十多個人，和下午在台球廳的總人數差不多，而且已經半個小時沒出人了，會不會這個台球廳就是“黑呢子”開的呢？

我們走下車，通過小菜館的側門，向下往台球廳走去——“黑呢子”正在台球廳門裏向下拉鐵門，準備打烊。

我上前拖住鐵門，他看著我，剛要說話，我一把將他推進門裏，低頭鉆了進去。周庸跟在我後面，鉆進來後拉上了鐵門。

“黑呢子”有點蒙：“怎麽，哥倆玩得不滿意？”

我說：“確實，我們就喜歡孟秋月。聽她室友說，可能被一個熟客帶走了，想問問你有沒有這個熟客的聯系方式。”

他說：“熟客的聯系方式我都有，但也不能隨便給人啊。”

周庸拿出我們在路上取的五千元錢，遞給他：“五千，我們就要一電話號碼。”

他考慮了一下，接過錢，拿出手機，給我們讀了一個手機號。

我記下電話，上前一步，搶回他手裏的五千元，遞回給周庸：“給你表姐打電話報警。”

“黑呢子”轉身去拿台球杆，想拼一下。我上去一把拽住了他的大衣，周庸轉到他身前攔住了去路。

警察帶走“黑呢子”時，我和周庸一起去派出所做了個筆錄。從警局出來，我把那個嫖客的電話號發給了私家偵探老孔，讓他幫忙查一下。沒多久，老孔回了我一個地址，這人租的地方。

我和周庸開車前往，到了小區。我說先上樓，假裝快遞敲門，他要是不開門出來，就直接報警。我藏在門邊，周庸托著從車裏拿的紙箱，敲了敲門，屋裏面的人問是誰，周庸說是快遞。

一個微胖的年輕人打開門，周庸把紙箱扔在地上。他看不對，用力一關門，周庸伸腳卡住門，我們倆合力把門拉開，這時他一使勁推開我們，往外跑了。

保護自己的安全，不要隨便給快遞員開門

周庸想去追，我一把拽住他：“他實名制租的房，跑不了，咱先進屋看看。”客廳沙發上坐著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正在看電視。我說：“你是孟秋月嗎？”

她點點頭，我問她林歡在哪兒。她指指裏屋，我讓周庸守著門，進了臥室。一個衣不蔽體的女孩被用膠帶粘著嘴，綁在床上，身上有被毆打過的青腫的痕跡。

我脫下外套蓋在她身上，把她嘴上的膠帶揭開，讓她別怕，說是來救她的。她“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鼻涕都流到了嘴裏：“別讓孟秋月碰我的手機，別讓她拿我手機發照片。”

我問她什麽意思。

這時孟秋月拿著一個黑色的手機進來，晃了晃：“別喊了，已經把你照片群發給所有人了。”

我和周庸沒法處理這一團混亂，只好又報了一次警，又去做了一次筆錄。

孟秋月和林歡都被警察帶走了，那個幫助孟秋月的嫖客，估計也逃不了太長時間。至於後續怎麽處理的，我們現在也不清楚。

兩天後，我和周庸又回到育興中學看了一眼，學校的黑勢力被一掃而空。連學校本身都不復存在，大門緊鎖，貼著封條，墻上寫著拆字，道口的小賣部也都貼著出售。

每次遇到這種灰暗的事，周庸總會有幾天開心不起來。我一般帶他喝喝酒吃吃飯，開導一下——當然，都是他買單。

當天晚上，我們吃了燒烤。飯後我們倆點上煙，在街上隨便溜達著消食，然後看見了公交站牌的電影廣告。

我試著開導周庸，說：“別不高興了，咱倆這次也算是做了件好事，讓那些被欺負的孩子不至於為此而毀掉整個人生。”

他點點頭：“徐哥，我正想和你說這事呢，咱倆明天去看電影吧。”我問為什麽。

他指著廣告說：“這電影我媽也投了點錢，給她增加點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