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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穿著單薄的T恤——能看見她脖子上和鎖骨上有新鮮的紫色和暗紅色的吻痕。

我見周庸眼圈都紅了，拉了他一把：“關上，走，別打草驚蛇。”

溜到一樓時，他們正在教室裏上課。為了不讓他們看見，我和周庸矮下身子，蹲著走到教學樓的側面，從側面的矮墻又翻了出去。步行回到村子，周庸問我是否報警。

我說：“再等等，那兩個女孩說這次來了兩個新老師。今天周日，他們要是有工作的話，回燕市或周邊的什麽城市，得趁今晚或明早，這樣學校裏就剩下黃校長一個人了。”

周庸點點頭：“行。”

我們蹲在村口的小樹林，遠遠地望著學校。晚上7點多，兩個男人和黃校長一起從學校裏出來，分別上了車，黃校長對他們揮揮手，兩輛車開走了。

等到9點鐘，確信車不會回來了，我和周庸再一次走向了小學。翻進學校後，我們發現一樓的窗戶全鎖死了——還好我昨天想到了這種可能，把三樓靠近排水管大床房的窗戶的鎖打開了。我和周庸回車裏取了毛巾，用剪刀剪開，把手包上，順著排水管爬到了三樓，滑開窗戶，進了大床房。

出了大床房，我們直奔走廊盡頭亮著燈的房間，一腳踹開了門——黃校長坐在床上，正拿著手機錄像，兩個衣不蔽體的小女孩站在床前跳著舞。

周庸沖上前拿被子把兩個小女孩裹住，給了黃校長一耳光。

我上前攔住周庸，讓他別動手，先把兩個女孩帶去旁邊的房間。

黃校長看著我：“你們是警察？”

這時周庸回來了，死死地盯著黃校長：“徐哥，你就讓我動手吧，判我兩年我也願意！”

我說：“你是不是傻？你進去了，以後誰買單？”

我讓黃校長把衣服穿上，告訴他站在床邊別動，用腰帶綁住了他的雙手，然後讓他打開墻角的保險箱——裏面有幾捆現金，三本封面畫著梅花的賬本，還有一個手機。我把手機開機，收到了許多條短信——都是要求購買兒童的。

周庸用網絡電話撥打了上家的電話，手機響了，我對著黃校長晃了晃手機：“記得一個月前，你賣了一個感染尖銳濕疣的男孩到泊州嗎？”

黃校長點頭：“你們是為他來的？”

我說：“是，是誰讓他感染上性病的？”

黃校長搖搖頭：“不知道，我們是要求戴套的，但總有些客人不守規矩。”

我問他二樓不是有各種性病的檢測試劑盒嗎？那不是給那些來嫖的人用的？

他說不是，性病的檢測試劑盒是給被拐到這兒的孩子定期體檢用的，如果有人得了性病，就把他們賣出去。

周庸在旁邊翻著三本賬本：“徐哥，你得看看這個。”

我拿起賬本翻了翻，三本賬本記錄的是不同的生意。因為年紀稍大的孩子記事能力強，不好賣，超過十歲的孩子會被統一賣到工廠做童工。年齡低於十歲，長相較好的孩子，會被留下來賣淫。長相不好或有毛病的孩子，則賣給乞丐團夥或其他人。

我翻完賬本，看了看黃校長虎口的文身：“這都是你們梅花黨的生意？”

黃校長擡頭看我：“你知道梅花黨，那還敢這麽對我？”

我讓他說說梅花黨，他搖搖頭不再說話，我告訴周庸報警。

錄完筆錄出來，周庸忽然想起一件事：“徐哥，咱剛進村的時候，那個給咱指路去學校的老頭，是不是知道些什麽啊？”

我和周庸第二天又回了趟沃土村，找那個指路的老頭，到的時候，他正在給孫子做飯——我們問他是否知道學校的內幕時，他表現得很平靜：“家裏有老有小的，我們也得吃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