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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字，”教士允許格裏高利耶夫知曉這項最高機密。“他的名字，是歐斯特拉柯夫上校。是我們最頂尖，也是最有行動力的情報員。我們靠他掌握了巴黎反革命沙皇主義分子的情報。”

托比說，房裏的人，聽到這個已死的蘇聯叛徒突然被奉若神明，並沒有表現出任何一絲驚訝的神色。

格裏高利耶夫說，教士開始述說英勇情報員歐斯特拉柯夫的生平事跡，同時也讓格裏高利耶夫了解情報工作的秘密世界。為了避免引起帝國主義情報機構的警覺，教士解釋說，必須為情報員捏造出身或假的生平，使情報員能讓反蘇聯分子接受。因此，歐斯特拉柯夫表面上是紅軍叛徒，先是“逃往”西柏林，接著又轉往巴黎，妻子與女兒則留在莫斯科。但為了確保歐斯特拉柯夫在巴黎流亡團體裏的地位，不得不讓他妻子為丈夫的叛逃行為而受懲罰。

“因為，”教士說，“如果帝國主義間諜得到情報說，叛國者與變節者的妻子歐斯特拉柯娃，在莫斯科過著很好的生活——例如，接收她丈夫的薪水，或占住同一間公寓——想想看，這會對歐斯特拉柯夫的信任度造成多大的影響！”

格裏高利耶夫說他能想像得到。但是教士的態度，他對房裏其他人解釋說，毫無霸氣，反而以平等的態度相待，這無疑是出於對格裏高利耶夫學術素養的尊重。

“無疑。”史邁利說，記了下來。

因此，教士有些突如其來地說，歐斯特拉柯娃和女兒亞莉珊卓，在她丈夫的妥善安排下，遷移到偏遠的省份，有一間房子可住，有不同的名字，甚至——她們為求謹慎且大公無私——在必要時也有她們自己的出身背景故事。教士說，這在獻身機密工作的人來說，是痛苦的現實。想想看，格裏高利耶夫——他別有深意地繼續說——想想看，這種被剝奪一切、欺瞞隱匿，甚至心口不一的生活，會在生性敏感，甚至已有些不平衡的女兒身上造成何等影響。父親不在身邊，他的名字又要從她的生活中連根拔除！而移居安全處所之前，母親也必須忍受眾人的羞辱！你將心比心，教士說，你，身為父親，將心比心正值青春年華的少女，年輕易感的心靈要承受多大的壓力！

面對如此有力的滔滔論述，格裏高利耶夫很快就說，身為父親，他很能體會這樣的壓力。而此時，托比突然想到，或許其他人也都這樣想，格裏高利耶夫真的如他自己所言，是一個有人性且高尚的人，只是他陷入了自己無法理解、無法控制的事件之中。

最近幾年，教士繼續用深感遺憾的聲音說，亞莉珊卓——或者，如她所自稱的，塔蒂亞娜——在她所居住的那個省份，惹是生非，破壞社會秩序。由於承受太大的壓力，她做了許多犯罪的事兒，包括在公共場所縱火、偷竊。她和一些假冒知識分子的罪犯，以及一些難以想像的反社會分子鬼混。她隨便與男人上床，常常一天好幾個。起初，在她被捕時，教士和他的助手還能壓下一般的法律程序，私下解決。但慢慢的，因為安全方面的原因，這項保護措施也被撤銷了。亞莉珊卓不只一次被送進專門治療不滿社會現狀分子的精神病院，結果卻更糟，就像教士之前所說的一樣。

“有好幾次，她還被監禁在正規的監獄裏。”教士低聲說。然後，據格裏高利耶夫說，他結束了這個悲傷的故事。“你一定能完全理解，親愛的格裏高利耶夫，身為一位學者，一位父親，一位俗世之人，你一定能了解，我們這位獨自流亡巴黎的英勇情報員歐斯特拉柯夫，聽到他女兒情況持續惡化的消息，會有多麽難熬。”

再一次，教士通過這段故事所傳達的情感，打動了格裏高利耶夫，他稱這份情感為絕對的個人責任感。

聲音依舊冷淡單調的史邁利又打斷他的敘述。

“母親人在哪裏？領事，你的教士怎麽說？”他問。

“死了。”格裏高利耶夫回答說，“她死在偏遠的省份裏。也就是她被送去的那個省份。當然，她是用另一個名字下葬的。根據他告訴我的故事，她是死於心碎。這也對教士在巴黎的英勇情報員造成很大的負擔。對蘇聯當局也一樣。”

“理所當然。”史邁利說，他嚴肅的氣息也感染了房裏其他四個紋絲不動的人。

最後，格裏高利耶夫說，教士簡要說明格裏高利耶夫被召來的原因。歐斯特拉柯娃的去世，加上亞莉珊卓悲慘的命運，對莫斯科這位英勇情報員的生活造成重大影響。他甚至一度企圖放棄其至關重要的工作，返回蘇聯，照顧他這個失去母親、又心智失常的女兒。無論如何，最後達成了一項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既然歐斯特拉柯夫不能回到蘇聯，他的女兒就必須前往西方，住進私人療養院，讓父親隨時可以去探訪她。就這個目的而言，法國太過危險，但越過毗鄰的瑞士，就可以讓她遠離歐斯特拉柯夫那些反革命夥伴懷疑的目光，接受治療。身為法國公民，父親可以為女兒取得身份與必要的文件。已找到適合的療養院，從波恩開車過來不遠。現在格裏高利耶夫必須做的，就是照顧好這個孩子，從她抵達的那一刻起。他必須去探望她，付錢給療養院，每周向莫斯科報告她的境況，好讓消息同時傳達給她父親。這是開設銀行賬戶的目的，也是教士給格裏高利耶夫瑞士身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