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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割燙手東尼的故事，後來已成為圓場裏著名的傳奇。燙手東尼是跟蹤的人給格裏高利耶夫取的奇怪化名。讓他落網，其實是很罕見的機遇，是運氣、時機與準備功夫完美結合的產物。他們從一開始就知道，最大的問題是找到格裏高利耶夫獨處的時機，讓他能在幾個小時之後毫無異樣地回到日常生活裏。但是，在圖恩銀行那場演出之後的周末，他們反復深入研究格裏高利耶夫的行為模式，卻還是找不出適當的時機。在絕望中，托比的兩個強悍的手下，史柯戴諾與狄·席爾斯基，甚至還想出在他上班途中擄人的危險計劃，打算在離家與大使館幾百米的人行道上動手。但托比否決了這個計劃。一個女孩願意當誘餌。或許她可以在什麽地方絆住他？她犧牲小我的精神贏得喝彩，但並未解決實際的問題。

主要的問題是，格裏高利耶夫有雙重安全保護。不只是大使館的安全人員會按慣例查核他，還有他的妻子。跟蹤的人很肯定，她對他與小娜塔莎的關系早已起疑。托比的監聽小組想辦法在街角的電話轉接箱動了手腳之後，更證實了他們的疑慮。光是一天早上，格裏高利耶娃就至少打了三次電話給丈夫，沒有特別的緣故，就只為了確定他人在大使館裏。

“喬治，我就說這個女人是個徹頭徹尾的怪物吧！”托比聽到這個消息時，怒氣沖沖地說，“愛情——我的意思是，那倒也罷了。但占有，只為了滿足占有欲，是我絕對無法忍受的。這是我的原則。”

星期四下午有一個空當，也就是格裏高利耶夫開他的奔馳去修車廠檢修時。如果一個老練的汽車好手，如加拿大比爾，能在星期三晚上給發動機動個手腳——讓車子還能動，但也就只是能動而已，那麽，當格裏高利耶夫在修車廠等技工找出毛病時，他們或許就能動手？這個計劃有太多不可預測的變量了。即使所有的一切都沒問題，他們又能留住格裏高利耶夫多久呢？因為，每個星期四，格裏高利耶夫都必須準時回家，好接待每周到訪的信差克拉斯基。然而，這是他們惟一的計劃，托比說糟得不能再糟，卻聊勝於無。接下來，他們按兵不動，靜靜等候五天，在這段期間，托比和小組的組長們忙著籌劃撤退方案，因為有太多的突發事件會迫使計劃中止。每一個人都必須打包好行李，隨時準備撤出旅館；離境的證件和現金必須隨身攜帶；無線電裝備必須裝箱，以美國人的身份存放在大銀行的保險庫裏，如此一來，即便有任何蛛絲馬跡，線索也都會指向美國表弟，而非他們自己；除了在人行道上邊走邊談之外，不準有任何形式的聚會；波長每四小時變更一次。托比對瑞士警方很了解，他說。他以前曾在此地被追捕。如果事情暴露，他說，他的小夥子和小女孩們越少被捉去回答問題越好。“我的意思是，感謝上帝，瑞士還只是保持中立，知道我的意思嗎？”

為了聊以寬慰，也為了鼓舞監視者微妙的士氣，史邁利和托比下令，在等候的這幾天裏，監視格裏高利耶夫的行動不能絲毫放松。對布倫納德瑞恩73的監視必須二十四小時進行；汽車與腳踏車的巡視增加；每一個人都必須提高警覺，以防萬一——盡管機會渺茫，但不敢說上帝會不會在一個不可預知的時刻決定插手此事。

事實上，上帝所做的，是讓星期天有個晴朗閑適的好天氣，而這正是具有決定性的關鍵。星期天早上十點鐘，阿爾卑斯山區的太陽仿佛走下高地，照亮雲霧深鎖的低地的萬事萬物。在麗景皇宮，星期天的早晨格外寧靜，一個侍者正為史邁利鋪上餐巾。史邁利悠閑地喝著咖啡，正想專心閱讀星期天版的《先鋒論壇報》，一擡頭，卻看見領班法蘭茲溫文的身影站在他面前。

“巴拉克勞夫先生，電話。有位安瑟姆先生。”

電話在大廳，話筒裏傳來的是托比的聲音。安瑟姆是他們約定好的名字，代表了緊急狀況。“日內瓦辦事處剛通知我們，常務董事此刻正在趕往波恩的途中。”

日內瓦辦事處是布倫納德瑞恩崗哨的代號。

“他帶妻子同行嗎？”

“很不巧地，夫人因孩子的緣故不同行。”托比回答說，“也許你可以到辦公室來，巴拉克勞夫先生？”

托比的辦公室位於國會大廈旁邊一個精雕細琢的花園裏，就在一座遮陽亭下。史邁利五分鐘後抵達。在他們的下方，流淌著綠色的河水。遠方，蔚藍的晴空下，波恩高地的層疊山峰在陽光中聳立著。

“格裏高利耶夫五分鐘前獨自離開大使館，戴著帽子，穿著外套。”史邁利一抵達，托比就開始說，“他走路，往城區去。這可能是我們第一次在星期天監視他。他走路到大使館，十分鐘後，就往城區去了。他是要去看棋賽，喬治，毫無疑問。你怎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