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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火車到圖恩，花了半個鐘頭。出了車站，史邁利四處閑逛，瀏覽櫥窗，繞了些路。有些人會有英雄氣概，想為國捐軀，他想……宰割，反而會使某些人更頑固……他懷疑，自己又會如何面對宰割呢？

這是個陰沉單調的日子。少少幾個行人，是緩緩飄過霧中的影子；湖裏的水流在水閘處凍結成冰。偶爾，雲霧裂開隙縫，讓他瞥見城堡、樹木和城墻的一角。接著，雲霧又再次掩蓋一切。雪花堆積在鵝卵石上，堆積在溫泉樹瘤結滿布的枝椏上。幾輛車亮著車燈駛過，輪胎在雪融的泥濘中發出噼啪聲。只有櫥窗裏有不同的顏色：金色的手表，繽紛如國旗的滑雪裝。“最早十一點到那裏。”托比說，“十一點已經算太早了，喬治，他們要十二點才會到。”此時才十點半，但他需要時間，他需要在安頓下來之前四處逛逛；他需要時間，就像恩德比說的，“好讓我的家夥準備就緒”。他走進一條狹窄的街道，看見城堡聳立在面前。拱廊變成人行道，接著是階梯，然後是陡峭的斜坡。他繼續往上爬，經過一間英國茶館，一間美國酒吧，一間綠洲夜總會。每一間店都有地名，每一間都有霓虹燈，每一間都是無色無味的仿作。但這些無法摧毀他對瑞士的熱愛。他走進一個廣場，看見銀行，就是那家銀行。對街上有一家小旅館，就像托比描述的，一樓是咖啡館兼餐廳，樓上才是一間間的客房。他看見一輛黃色郵車大大咧咧地停在不準停車的彎道裏，他知道那是托比布下的定點崗哨。托比對郵車的信心終生不渝；他走到哪裏都偷郵車，說這些車不容意引起別人注意，也不容易讓人記得。他換上新的車牌，但車牌看起來比車還舊。史邁利穿過廣場。銀行門上的告示寫著：“營業時間：周一至周四，上午七點四十五分至下午五點；周五，上午七點四十五分至下午六時十五分。”“格裏高利耶夫喜歡午餐時間，因為在圖恩，沒有人會浪費午餐時間到銀行去。”托比這樣說，“格裏高利耶夫錯得離譜，他以為安靜就是安全，喬治。空蕩蕩的地方，空蕩蕩的時間，格裏高利耶夫這麽醒目，反而讓自己很尷尬。”他穿過一座行人橋。時間約在十到十一點之間。他穿過馬路，走向那家可以一覽格裏高利耶夫銀行全貌的小旅館。真空裏的壓力，他邊想邊傾聽自己滑溜的腳步聲，與排水溝裏的潺潺水聲。宰人，喬治，總是要碰運氣。卡拉會怎麽做？他納悶地想。專制主義者會做哪些我們不會做的事？史邁利想不出來，因為缺乏準確合理的不明推論法。卡拉會搜集作戰情報，然後他會找出自己的方法，冒險碰運氣。他推開咖啡館的門，溫暖的空氣迎面撲來。他在標示著“保留”的靠窗的位子坐下。“我在等賈可比先生。”他告訴那個女孩。她避開他的眼睛，不以為然地點點頭。那女孩蒼白木然，完全沒有表情。他點了一杯奶油咖啡，玻璃杯裝，但她說，如果是玻璃杯裝的咖啡，就必須加杜松子酒。

“那麽就用咖啡杯吧。”他投降說。

為何他一開始時要用玻璃杯裝？

真空裏的壓力，他再次想著，環顧四周。運氣就在空白的地方。

咖啡館滿是摩登的瑞士古風。灰泥壁柱上懸掛著交錯的塑料槍。隱藏式擴音器播放著無害的音樂；吐露衷情的聲音，隨著每一次播報的內容轉換不同的語言。角落裏，四個男人靜悄悄地玩牌。他望向窗外，看著空無一人的廣場。雨又開始下了，雪白的天地變成一片灰蒙蒙。一個戴著紅色羊毛帽的男孩騎腳踏車經過，帽子像個手電筒，沿路遠去，直到為霧氣所淹沒。他注意到，銀行的門有兩扇，由電眼控制開關。他瞧著手表，十一點十分。收錢的抽屜叮當作響。咖啡機發出嘶嘶聲。玩牌的人又開始新的一把。墻上掛著幾個木盤。穿著傳統服裝跳舞的男女。還有什麽可看的？燈是鍛鐵打造的，但室內的照明卻是從環繞天花板的一圈毫無遮掩的燈光而來，非常刺眼。他想起香港，位於十五樓的巴伐利亞式啤酒吧，相同的心情，等待著永遠不會有的解釋。今天只是準備而已，今天連手段都算不上。他再次望著銀行。沒有人進去，沒有人出來。他想起自己耗費一生等待著他再也無法界定的東西，姑且稱之為決心吧。他記起安恩，和他們最後一次散步。真空裏的決心。他聽見椅子的吱嘎聲，看見托比向他伸出手，很瑞士風範地握了手。托比的臉閃閃發亮，仿佛剛跑完步回來。

“格裏高利耶夫五分鐘前離開艾爾芬諾的家。”他很平靜地說，“格裏高利耶娃開的車。很可能他們在到這裏之前就已經沒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