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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車呢？”史邁利擔心地說。

“像平常一樣。”托比拉開椅子說。

“上個禮拜是她開車嗎？”

“上上禮拜也是。她堅持，喬治。我是說，這個女人簡直是怪物。”那女孩不等叫喚就徑自端了一杯咖啡過來。“上個禮拜，她真的把格裏高利耶夫從駕駛座上拉下來，然後開車撞上大門的門柱，動彈不得。保利和加拿大比爾笑到不行，害我們還以為是受到靜電幹擾才有雜音呢。”他友善地拍著史邁利的肩膀，“聽著，今天會是美好的一天。相信我。美好的光線，美好的展示，你需要做的，就只是舒服地坐著，欣賞表演。”

電話響了，女孩叫著：“賈可比先生！”托比隨意地走到櫃台。她把話筒遞給托比，托比不知低聲說了什麽，讓她臉紅起來。廚師和他的小兒子從廚房走來：“賈可比先生！”史邁利桌上的菊花是塑料的，但有人在花瓶裏裝了水。

“再見！”托比愉快地對著電話說，然後走回座位。“每個人都就緒了，每個人都快樂。”他很滿意地宣布，“吃點東西，好嗎？享受一下，喬治。這裏是瑞士。”

托比歡歡喜喜地走到街上。欣賞表演，史邁利想。沒錯。我編寫劇本，托比制作，此刻我能做的就是觀賞。不，他糾正自己，是卡拉編寫劇本，這有時很令他擔憂。

兩個背著登山背包的女孩走進銀行。一會兒之後，托比也跟著進去。他要把銀行擠個水泄不通，史邁利想。在托比之後，是一對手挽著手的年輕夫婦，接著是提著兩個購物袋的肥胖婦人。黃色的郵車穩如泰山，沒有人會移動郵車的。他注意到一座公共電話亭，有兩個人擠在裏面，或許是在躲雨。兩個人比一個人不易引人注目，他們在沙拉特總是這麽說，而三個人又比兩個人更不醒目。一輛沒載人的遊覽車經過。鐘敲響了十二下。一如預期，一輛黑色的奔馳從霧中左搖右晃地出現，濕濕的車頭燈在鵝卵石上閃閃發亮。車子笨拙地撞上路邊石，在銀行門口停下，離托比的郵車六英尺遠。蘇聯大使館車輛的號碼最後兩個數字是七三，托比這麽說，她讓他下車，開車來回繞著街道，等他出來。但今天，因著這見鬼的天氣，格裏高利耶夫夫婦顯然決定蔑視停車法規，以及卡拉的律法，靠著外交車牌讓他們免於麻煩。前座乘客席的門打開來，一個穿黑西裝、戴眼鏡的結實男人，帶著一個公文包，跑向銀行入口。史邁利剛把格裏高利耶夫一頭灰發與無邊眼鏡的影像記在心中，一輛貨車就擋住了他的視線。等貨車移開，格裏高利耶夫的身影已經消失了，但史邁利倒是很清楚地看見格裏高利耶娃本人，驚人的龐大身軀，一頭紅發，臉上掛著新手駕駛的不悅神色，獨自坐在駕駛座上。喬治，相信我，她真的是個心態不正常的女人。此刻看著她，她下顎的模樣，她莽撞的目光，史邁利第一次，盡管仍稍有保留，同意托比的樂觀主義。如果恐懼是宰割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元素，格裏高利耶娃必定是那個會恐懼害怕的人。

透過心靈之眼，史邁利想像著銀行裏上演的場景，一如他和托比所策劃的一樣。這家銀行很小，七個人就能把它擠爆。托比要替自己開個私人賬戶：賈可比先生，幾千法郎。托比會占據一個櫃台，辦理小小的手續。匯兌櫃台也沒問題。兩個托比的手下，帶著貨幣兌換表，足讓他們忙上好幾分鐘。他想像托比歡天喜地地吵嚷不休，讓格裏高利耶夫不得不提高音量。他想像那兩個背登山背包的女孩集體行動，一個背包不小心砸到格裏高利耶夫腳上，趁機記下他對出納講的話，隱藏式的照相機從手袋、背包、手提箱、鋪蓋，或任何可以塞得下的地方按下快門。“就和行刑隊一樣，”史邁利擔憂按快門的聲音時，托比解釋說，“每人都聽見扣扳機的聲音，只有受刑的人聽不見。”

銀行門緩緩滑開。兩個生意人出現，調整著身上的雨衣，仿佛剛從廁所出來似的。帶著購物袋的胖婦人跟在他們後面出來，再來是托比，喋喋不休地和那兩個出行的女孩聊天。接著，是格裏高利耶夫本人。他什麽都沒注意地跳上黑色奔馳，飛快地在妻子臉頰上親了一下，格裏高利耶娃來不及轉開頭。史邁利看出她的話裏流露出批評，但他回答時卻帶著安撫的微笑。沒錯，史邁利想，他一定對她懷有罪惡感；沒錯，他想起監視者對他的喜愛；沒錯，我了解。但格裏高利耶娃並沒開車離去，還沒離去。格裏高利耶夫還沒關好車門，一個穿著檸檬黃雨衣、容貌依稀熟悉的高大婦人，沿人行道走來，用力敲了敲乘客席的窗戶，遞給格裏高利耶娃一張似乎是告發停車在人行道罪行的單子。格裏高利耶夫很尷尬。格裏高利耶娃傾身越過他，對著車外的婦人大聲咆哮——即使在過往車輛的噪音中，史邁利仍然聽見她用笨拙的德文說著“外交官”之類的字眼，但那婦人站在原地不動，手挽著手提袋，在他們車子離去時仍咒罵不已。她一定以銀行門口為背景，拍了一張他們坐在車裏的照片。他們利用針孔相機照相，六個針孔，鏡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