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俗語說，每一個秘密行動，等待的日子都要比在天堂的時間多。對喬治·史邁利和托比·伊斯特哈斯來說——盡管兩人的態度並不相同——從星期日傍晚到星期五之間的日日夜夜似乎數之不盡，而且絕對與來生無關。

他們並不完全遵守莫斯科規則，托比說，反而是嚴守喬治的戰爭規則。星期天晚上，他們兩人都換了旅館，也換了身份。史邁利撤退到舊城區一家附家具的出租公寓——雅卡；而托比則搬到城外一家糟糕透頂的汽車旅館。自此而後，他們利用事先約定順序的公共電話亭互通消息，如果需要見面，就選擇人潮擁擠的公共場所，一起走一小段路，然後各奔東西。托比決定改變他的作息，盡可能不用汽車。他的任務是繼續監視格裏高利耶夫。一整個星期他都緊抱著先入為主的觀念，認定格裏高利耶夫享受過豪華的告白饗宴之後，一定會想再享用一回。為了防範於未然，他盡量看緊格裏高利耶夫，但要完全緊迫盯人簡直就是噩夢一場。例如，格裏高利耶夫每天早晨七點四十五分離開家，走五分鐘的路到大使館。很好！托比就要安排一輛車在七點五十分準時通過那條街。如果格裏高利耶夫用右手提公文包，托比就知道一切平安無事。但如果用的是左手，就代表“緊急狀況”，必須在艾爾芬諾宮的花園裏緊急會面，並從城裏撤退。星期一和星期二，格裏高利耶夫都只用右手提公文包走完全程。但星期三，天下著雪，他想把眼鏡擦幹凈，因此停下來掏手帕，結果，托比一眼就看見公文包在左手，但當他火速在路口回轉回來確認時，卻看見格裏高利耶夫像個瘋子似的露齒微笑，對他搖著右手的公文包。據托比自己的說法，他簡直要“心臟病發作”了。第二天，關鍵的星期四，托比和格裏高利耶夫到城外的小村阿曼丁根，在車裏會面，讓兩人可以面對面晤談。一個小時之前，信差克拉斯基來過，帶來卡拉的本周指令，托比看見他進到格裏高利耶夫的住處。莫斯科來的指令呢？托比追問。格裏高利耶夫心情惡劣，還有點兒醉意。他要一萬元才願意交出那封信，托比很火大，當場威脅要揭發格裏高利耶夫；他威脅說要以公民的身份逮捕他，直接扭送警察局，控告他偽持瑞士國籍，濫用外交身份，違反瑞士稅法，還有其他十五種罪名，包括好色與間諜罪。這招威脅恐嚇的做法果然奏效，格裏高利耶夫拿出信。信已經過處理，在每一行之間出現了秘密書寫的文字。托比照了幾張照片，然後交還格裏高利耶夫。

當晚稍後，在鄉間的一間小旅店裏，托比把卡拉的信拿給史邁利看。卡拉從莫斯科送來的問題，充滿了懇求的意味：“……多報告亞莉珊卓的外表與心理狀態……她意識清楚嗎？她笑了嗎？她的笑是開心或悲傷？她個人的衛生習慣好嗎？指甲是否幹凈，頭發是否梳整？醫師最近的診斷如何？他建議做其他的治療嗎？”

格裏高利耶夫在阿曼丁根會晤中的失神，並非因為克拉斯基，並非因為這封信，更非因為寫信的人。他說，他在簽證部門工作的女朋友，直率地追問他每周五的行蹤，這讓他沮喪，酒醉。格裏高利耶夫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但他懷疑她是莫斯科的間諜，可能是教士所布的線，或者，更壞的情況，是來自蘇聯安全部門其他令人聞之喪膽的單位。托比聽到這件事時，也同意他的看法，但覺得並沒有說出口的必要。

“我告訴她，我不能再和她做愛，除非我能完全信任她。”格裏高利耶夫一本正經地說，“我也無法決定，是不是應該帶她一起到澳大利亞展開新生活。”

“喬治，這是個瘋人院！”托比氣急敗壞地對史邁利說，此時史邁利正研究著卡拉那些熱切懇求的問題，盡管是用俄文寫的，“我的意思是，我們還能讓水壩撐住多久不潰堤？這個家夥根本是瘋子！”

“克拉斯基什麽時候回莫斯科？”史邁利問。

“星期六中午。”

“在他離開之前，格裏高利耶夫必須安排和他再見一面。他要告訴克拉斯基，說有特別的信息要交給他。很緊急。”

“當然，”托比說，“當然，喬治。”就這樣。

喬治心裏在想什麽？望著他再次消失在人群中，托比不禁納悶。非常怪異，卡拉給格裏高利耶夫的指令，似乎讓史邁利很消沉。“我就處在一個徹頭徹尾的瘋子和一個非常沮喪的人之間。”這是托比自己的評論。

托比至少還有老板與手下的反復無常可以煩惱，相形之下，史邁利就沒有什麽具體的事可以打發時間，這可能就是他的問題。星期二，他搭火車到蘇黎世，在高級餐廳克羅納霍爾，悄悄地和奉索爾·恩德比之命從倫敦飛來的彼得·吉勒姆吃了一頓飯。他們無法暢所欲言地討論，但不全是因為安全的緣故。吉勒姆承認自己在倫敦時與安恩談過，所以也很熱心地想知道是否有消息要帶回去給她。史邁利冷冰冰地說沒有，他的厲色斥責讓吉勒姆沒齒難忘。下一次——他拐著彎說——或許吉勒姆可以行行好，別插手管他的事。吉勒姆急忙把話題轉回公事。關於格裏高利耶夫，吉勒姆說，索爾覺得把他賣給美國表弟，要比留在沙拉特好。喬治覺得如何？索爾的看法是，資深的蘇聯投誠者，能在華盛頓給表弟提供更有用的幫助，即使他並沒有什麽內情可說；這樣說來，格裏高利耶夫如果留在倫敦，只不過糟蹋了一壇即將釀成的醇酒。喬治覺得如何，說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