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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像把錢全押在黑牌上，吉勒姆望向咖啡屋窗外，一面想著：你在這世界上所擁有的一切，你的妻子，你還沒出世的孩子。然後等待著，一小時又一小時，等著莊家旋轉賭輪。

他早已見識過柏林，當時這裏還是冷戰世界的首都，當時從東到西的每一個交會點，都陷入重大外科手術式行動的緊張狀態。他還記得，在像這樣的夜晚，大批柏林警察和盟軍士兵常群集在弧光燈下，跺著腳，咒罵寒夜，煩躁地把來復槍在兩肩換來換去，呼出的白色霧氣，噴到彼此臉上。他還記得，坦克車蓄勢待發，發動機轟隆隆地保持運轉，槍管挑選著另一邊的目標，虛張聲勢。他還記得，突如其來的警報悲鳴，軍警沖向伯諾爾街或有人企圖逃跑的其他地方。他還記得，消防隊的雲梯升起；命令說回擊；命令說不要；死者，有些是情報員。但今夜之後，他只會記得像這樣的夜晚：如此陰暗，讓你想要帶只手電筒上街；如此沉寂，讓你可以聽見河對岸來復槍扣上扳機的聲音。

“他會用什麽掩護？”他問。

隔著小小的塑料桌，史邁利坐在他對面，手裏握著一杯涼掉的咖啡。在外套裏，他看起來非常小。

“樸素的東西。”史邁利說，“適合的東西。渡河來的，大多是領養老金的老人，我猜。”他抽著吉勒姆的煙，注意力似乎全在煙上。

“領養老金的人幹嗎來這裏？”吉勒姆問。

“有些來工作，有些來探親。恐怕我沒仔細問。”

吉勒姆還是不太滿意。

“我們領養老金的人不想讓人知道內情。”史邁利賣弄幽默地加上一句，但不太成功。

“你告訴我了。”吉勒姆說。

咖啡館位於土耳其區，因為在現今的西柏林，土耳其人是最窮困的白人，這裏的地產因靠近圍墻，所以最糟，也最便宜。史邁利和吉勒姆是僅見的兩名外國人。在一張長桌上，坐了一家土耳其人，嚼著無味的面包，喝著咖啡和可口可樂。孩子們頭發修短，有著難民般困惑的大眼睛。老舊的錄音機裏傳來伊斯蘭音樂。硬紙板搭成的伊斯蘭式拱形門廊，垂下一條條塑料彩帶。

吉勒姆的目光又飄向窗外那座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高架鐵路的橋柱，接著是一幢老舊的磚房，山姆·科林斯和他的團隊已偷偷征用此地作為觀測中心。過去兩天，他的手下已悄悄進駐。然後，他看見鈉弧光燈的白色光暈，後面是一道柵欄關卡，接著是一座碉堡，再來是橋。這座橋僅供行人通行，要過橋，只能穿越一條像賞鳥步道般圍以鐵柵的走廊，有些部分只容有一人的寬度，有些部分則有三人寬。偶爾，有人通過，都保持著低調的神態，穩定的步伐，避免引起哨塔的警覺，然後抵達西方，踏進弧光燈的光暈中。在日光下，賞鳥步道是灰色的；在夜晚，不知為何是黃色的，而且異常明亮。碉堡位於邊界內約一兩碼處，屋頂正控制住關卡；但掌控一切的是塔樓：聳立在橋中央的鐵黑長方柱體。連雪都避塔樓而遠之。雪落在阻斷橋梁交通的混凝土鋸齒上；雪片在光暈裏飛舞，在關卡旋繞，然後落在潮濕的鵝卵石上；但哨塔卻獨獨幸免，仿佛雪花也不能憑自由意志欺近前來。在超出光暈籠罩的範圍處，賞鳥步道縮窄成最後一道大門和一個牛欄。但那道大門，托比說，可以從碉堡內部電動控制，只要一有情況就可以立即關閉。

時間是十點三十分，但也可能是淩晨三點，因為沿著邊界，西柏林已在黑暗中沉睡。在靠內陸的部分，這個孤島城市可能還喧鬧不休、酒色橫流、紙醉金迷；“新力”的商招、重建的教堂與議事廳可能燈火輝煌，像遊樂場；但邊界地帶從晚上七點就一片漆黑沉寂。靠近光暈處，矗立著一棵聖誕樹，但只有上半部有燈光，從河對岸望去，也只有上半部看得見。這是一個絕無妥協的地方，吉勒姆想，這是一個沒有第三條路的地方。無論他偶爾對西方民主抱持如何保留的態度，在此地，在這個邊境，就像其他許多事一樣，一切都已消逝無蹤。

“喬治？”吉勒姆輕聲說，疑問的眼光瞥向史邁利。

一個工人蹣跚地走進光暈裏。他似乎挺起身子，就像所有人在走出賞鳥步道那一刻所做的一樣，仿佛從背上卸下了負擔。他帶著一個小手提袋，和一個像鐵路工人用的燈。他身形瘦小。但史邁利即使曾注意過這人，此時也已將注意力轉回他棕色外套的衣領，沉湎於孤寂、遙遠的思緒中。“如果他要來，就會準時到達。”史邁利曾這麽說。那麽，我們何必提早兩個小時到這裏？吉勒姆想問。為什麽我們要坐在這裏，像兩個陌生人，從小杯子裏喝著甜咖啡，吸著這間差勁的土耳其廚房的油煙，談著無聊的陳腔濫調？但他早已知道答案。因為我們有義務，如果史邁利有談話的心情就會這麽說。我們有義務關心，有義務等待，在這人努力逃離他所協助建立的制度時，我們有義務徹夜警戒。因為只要他企圖奔向我們，我們就是他的朋友。沒有其他人站在他那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