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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躺在完工縫紉手的房間裏，在地板上，在那些原住民女人為她們從聖巴拉斯湧進來的表親姑姨叔伯所準備的一堆毯子上。他們的頭頂上掛著成排等待縫扣眼的定制西裝。天光是僅有的照明，城市的燈火輝煌使光線轉成粉紅色。僅有的聲音是西班牙大道的車流聲，以及瑪塔在他耳邊如貓的低語。他們衣著整齊，她破碎的臉埋在他脖子邊。她顫抖著，潘戴爾也是。他們合而為一，一具冰冷恐怖的屍體。他們是空房子裏的小孩。

“他們說你逃稅漏稅。”她說，“我告訴他們，你付了稅。‘我記賬，’我說，‘所以我清楚這事。’”她停下來，怕他可能想說什麽。但他什麽都沒說。“他們說你沒繳員工的保險費。我說：‘我負責保險，保險費都繳了。’他們說我不該問問題，他們有我的档案，我不該認為因為我被打過一次，就已經免疫了。”她挪動頭，靠著他。“我沒問任何問題。他們說我臥室墻上掛著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的照片，他們會記在我的档案裏。他們說我又和激進學生混在一起。我說我沒有，這是真的。他們說你是間諜，說邁基也是間諜。他們說他酗酒只是手段，用來遮掩他是間諜的事實。他們瘋了。”

她說完了，但潘戴爾花了些時間才意會，因此也遲了一會兒才轉向她，用雙手撫著她貼在他胸口的臉頰，讓他倆的面孔合而為一。

“他們有說是哪一種間諜嗎？”

“還有其他種類的間諜嗎？”

“真實的那種。”

電話在響。

電話在他們頭頂上響。在潘戴爾的一生裏，電話很少是這麽響起的。這部電話放在一個常讓他聯想起內臟的裝置上，但他記起那些原住民婦女靠電話為生，對著電話欣喜若狂，潸然淚下，緊緊抓著話筒，傾聽丈夫、愛人、父親、酋長、子女、工頭和無數面對無解問題的親戚的每一句話。電話響了一會兒之後——若依他個人的獨斷判定，電話已響了一輩子，但在真實的世界裏，只響了四聲——他注意到瑪塔已不在懷裏，站了起來，整裝扣襯衫，準備接電話。她想知道他是接呢，還是不接。如果電話來得不是時候，她總會問這個問題。突然，他湧起一股頑強的脾氣，也站了起來，結果他們又貼得很近，和躺在一起的時候一樣。

“我在這裏，而你不在。”他對著她耳朵說，語氣堅決。

沒有詭計，沒有裝模作樣：只有他發自內心的保護之情。猶如小心提防似的，他讓自己站在瑪塔與電話之間，粉紅色的天光在頭頂閃耀——蒙眬中有點點星光——電話不停地響，他凝神思索，想摸清它的目的。要先考慮最惡劣的威脅，歐斯納德在他們的訓練課程上提過。所以他思量再三，最惡劣的威脅似乎就是歐斯納德自己，所以他想是歐斯納德。接著他想起大熊，然後他想到警察。最後，因為一直惦記著她，所以他想到露伊莎。

但是露伊莎並不是威脅。她是他很早以前所創造的受害者，她母親、父親，以及布瑞斯維特、班尼叔叔、慈惠姐妹會，以及所有創造他成為今天這個他的人全是幫兇。與其說她對他造成威脅，不如說她讓他想到，他們之間的關系在本質上就有錯誤。他如此小心翼翼營造，卻依然誤入歧途，這就是個錯誤：我們不該營造關系，但如果不能這樣做，我們又能做什麽呢？最後潘戴爾實在沒有什麽人可想了，只好接電話。但他拿起聽筒時，瑪塔也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指節貼在唇上，露出牙齒，輕輕、迅捷、放心地咬嚙。她的姿態讓他有些激動。他把話筒貼在耳邊，挺直身子，用粗率、清晰，當然還帶有戲謔語氣的西班牙語開口說話，顯示他內心猶有掙紮，並非永遠順時應勢。

“這裏是潘戴爾與布瑞斯維特！有什麽可以為您服務的嗎？”

如果他下意識裏想故作幽默風趣以去除入侵者的敵意，那麽很遺憾，並沒有成功，因為射擊已然開始。他的話還沒說完，第一發聲音已經到他身邊：一聲聲有規律、從容不迫、逐漸升高的爆炸聲，伴隨著陣陣輕微的機關槍、手榴彈，以及跳彈短暫的勝利呼聲。有那麽一兩秒鐘，潘戴爾以為侵略行動又重新展開了；只是這一次，他已允諾在科利羅區陪瑪塔，這也是她親吻他手的原因。接著，在開火的槍彈聲裏，理所當然地出現受害者的嗚咽，在暫時利用的庇護掩體裏回蕩。控訴，抗議，咒罵，索求，夾雜著驚恐與憤怒，哀求上帝的寬恕補償。但慢慢的，所有的聲音變成一個，聲音屬於安娜，邁基·阿布瑞薩斯的情人，瑪塔的童年好友，巴拿馬惟一能容忍他，在他喝多了亂七八糟東西嘔吐時替他清洗、聽他談天說地的女人。從潘戴爾認出安娜聲音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她要說的是什麽事。只是和所有善說故事的人一樣，她把最精彩的部分留待最後。這也是為什麽他沒把電話交給瑪塔，一直自己聆聽的原因。他要自己的身體承受鞭撻，不要她受苦，不要像上次“釘耙”不準他制止他們毀壞她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