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審案（第4/4頁）

鄭敦謹一時呆住，他也是個聰明人，刹那間全明白了，難怪審案十四天毫無進展，一切都是早已經設計好了。

自鄭敦謹到江寧後，各方人馬紛紛上門拜訪：有馬新貽四弟馬新祐領著他的過繼給馬新貽的兒子馬毓楨來要求欽差大人申冤報仇的；有袁保慶想為馬新貽出頭來刺探底細的；但更多的卻是來遊說勸解的，這些人眾口一詞，說張文祥不怕死，無所畏懼，如果用酷刑逼供，說不定他會胡亂指認，不但無法及時結案，還將導致更多的謠言。又說一旦張文祥被酷刑折磨死，則死無對證，刺馬案將成為千古疑案，對不起馬新貽的在天之靈。還有些人的話就更直接了，說萬一張文祥指認湘軍將領，比如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到底是相信還是不相信呢。還有更危言聳聽的，說萬一深入追查引發激變，誰該來負起這個責任。

這裏要特別提一下黃翼升。黃翼升不但是湘軍將領中的骨幹，還與曾國藩有一層極為親密的私人關系，他妻子奉曾夫人為義母，算起來他就是曾國藩的義子。曾國藩一度置妾，都是交給黃翼升經辦。可以說，黃翼升是曾國藩在湘軍中最親信的親信，最心腹的心腹。不過黃翼升的水師軍紀極為敗壞，連曾國藩本人都不得不承認說：“余設立水師，不能為長江除害，乃反為長江生害。”馬新貽上任兩江總督後，黃翼升照舊任他的長江水師提督，橫行無忌，不加收斂，二人多有沖突。

最值得一提的是，同治九年（1870）五月天津教案發生後，外國列強不斷以武力威脅清朝廷屈服。清廷一方面敦促曾國藩盡快處理，一方面開始調兵在京畿和海口布防，以防萬一。六月初十，曾國藩到達天津處理教案。六月十四日，內閣大學士宋晉奏道：“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消失，欲懲擅殺之罪，必究起釁之根，請飭曾國藩速行查明曲直，秉公辦理，以釋民疑；以長江水師緊要，請飭整頓。”慈禧太後深以為然，也想趁機將長江水師從湘軍將領手中奪過來，急命馬新貽以布防的名義整理長江水師，力除廢弛。長江水師歷來是黃翼升的立身之本，他當然不肯輕易交給對頭馬新貽來整飭，二人矛盾開始表面化。

六月二十六日，法國兵船進入天津海河。曾國藩聞訊嘔吐大作，一病不起。六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後再發上諭，諭令李鴻章即帶軍趕赴京畿駐防，命馬新貽迅速調動長江水師，安排江蘇、上海海口防範事宜。就在馬新貽費盡心思地思考如何從黃翼升手中奪過長江水師的指揮權時，他遇刺了。因此不少人都懷疑黃翼升就是刺馬主謀，不過聯想到黃翼升與曾國藩的關系，沒有人敢把這話說出口——黃翼升如果是刺馬主謀，難道曾國藩會不知道嗎？沒有人敢往深層想。

鄭敦謹恍然大悟後，又是惶恐又是無奈，不敢再深究下去，於是也如同曾國藩一樣，開始做起了表面文章。參加會審的孫衣言、袁保慶看到會審不過是走走過場，將十八名人證點名一次就算審完了，很是不滿，多次要求以酷刑逼問張文祥，都被鄭敦謹婉言拒絕。而在無聊的審訊和官員們的爭辯中，一心要找出真相的孫衣言和袁保慶也精疲力竭了。

正月二十九日，鄭敦謹到達江寧還不到一個月，便與曾國藩聯名上奏，奏結基本上用的是之前張之萬、魁玉的定擬敘述，不過更加詳細，取供、采證、行文更加縝密。所不同的是對張文祥的量刑更加殘酷，除了擬淩遲處死外，又增加了一條“摘心致祭”，並戮其子。

對於這樣照舊糊裏糊塗的奏結，參加會審的孫衣言、袁保慶拒絕在上面簽字畫押，以此表示不滿。但鄭敦謹、曾國藩均是飽經世故的人物，手段、謀略遠比孫、袁二人高明，他們索性在奏結中不提孫衣言、袁保慶參加會審一事，這樣根本就無需二人的簽名。

在上奏的同時，鄭敦謹、曾國藩又搶先將供招抄錄分送軍機處、刑部存案，造成定案的既定事實。意思很明白，這是最後定案。在奏章外，曾國藩和鄭敦謹還特意附了一張“片子”，上面寫著：“該犯供詞，尚屬可信。”與之前張之萬、魁玉的用語一模一樣。

至此，距離張文祥刺殺馬新貽已經有八個月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