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審案（第2/4頁）

眼見拖得實在不能再拖了，張之萬才勉強從淮安（今江蘇淮安）起程，自清江浦沿運河南下，趕赴江寧。他是漕運總督，當然知道橫行運河的漕幫的底細。湘軍在兩江的影響巨大，不少遣散後的湘軍都加入了哥老會和漕幫。明眼人都認為馬新貽一案與湘軍有關，難保漕幫不會牽涉在其中。張之萬識得漕幫厲害，調了大批漕標精銳來保護自己。數十號官船，在運河中連番南下。他自己則一直躲在艙裏不露面，十分謹慎小心。

這一天到了瓜洲，張之萬突然要下船走走，不料趕上內急，情急之下，下令漕標參將帶領兩百親兵團團將茅廁圍住，以確保上廁所時不會遇上刺客。當時正是深秋收獲季節，當地有不少百姓正在收割稻子，突然看到官兵刀劍出鞘，如臨大敵，以為發生了什麽大事，趕去一打聽，才知道是漕運總督在上茅廁。

此事一時傳為笑柄。連漕運總督都如驚弓之鳥，可見當時的局勢如何之險惡。張之萬人還未到，茅廁笑話先傳到了江寧。以致江寧將軍魁玉一見到張之萬，便打趣說：“天下總督，漕帥最闊，拉場野矢都得派兩百小隊守衛。”

張之萬到達江寧後，傳見參與會審的司道府縣各員，了解到之前的全部審訊情況後，這才開始提審張文祥。此時，張文祥的女兒張寶珍、兒子張長福、同居之舅嫂羅王氏均被捕獲到江寧。而之前負責馬新貽安全警衛的中軍副將喻吉三和武巡捕葉化龍等人也都被逮捕，追究防護失職之責。逮捕了不少人，但審問主犯張文祥卻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參與會審的孫衣言、袁保慶（袁世凱嗣父）均是馬新貽一手提拔的親信，對此案情遲遲不明很是著急。尤其是袁保慶，馬新貽曾任命他為營務處總管，專門負責對付為非作歹的湘軍散兵遊勇。袁保慶以剽悍著稱，手段嚴厲，抓到這些人往往就地正法，是以湘軍不少人恨其入骨。馬新貽一死，袁保慶懷疑跟湘軍有關，心中更加內疚，總覺得自己對馬新貽的死負有一定責任，所以在審張文祥一事上格外賣力，大有不揪出幕後黑手決不罷休之勢。孫衣言也是如此。二人見張之萬審案慢慢吞吞，很不上心，又不準對張文祥用刑，十分不滿。

孫、袁二人卻不知道，張之萬歷經宦海生涯，老奸巨猾，考慮得遠較他們更為周全。現在巴不得張文祥死的大有人在，因為張文祥一死，便是死無對證，一旦用刑，難保不會有人趁機從中做手腳，倘若張文祥“刑傷過重，瘐死獄中”，那可就是他主審官的責任。一向明哲保身的張之萬可不敢冒這個險。對他而言，不求真相，但求不送命、不丟官，就是老天爺保佑，不枉他每天虔誠地下跪磕頭一百次了。

張之萬深知此案極為棘手，審不出結果，朝廷不滿意，他前程難保；審出結果，他可能自己都沒命再回淮安。思來想去，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這個燙手的山芋丟給新任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因此，他采取了一個“拖”字，曾國藩也在刻意拖延，他就更拖，非要拖到曾國藩來不可。

正因為張之萬拖延得太久，早已經等得不耐煩的朝廷終於震怒了，連下三道諭旨，嚴加訓斥張之萬、魁玉二人。朝中大臣也紛紛上書彈劾抨擊張之萬，結果他和魁玉成了眾矢之的。

為了平息眾怒，張之萬和魁玉精心謀劃後，終於擬出了一份新的報告，其中詳細說明了張文祥與馬新貽的“恩怨”：“張文祥，河南河陽人，以做小生意為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張文祥販賣氈帽到寧波，結識了河南同鄉羅法善，娶其女羅氏為妻，開小押店（重利盤剝的典當行）為生。鹹豐十一年（1861），張文祥加入太平軍，任侍王李世賢（忠王李秀成弟）的裨將。太平軍敗亡後，張文祥曾向清軍投降，因無人作保，未被清軍收納。張文祥再回寧波，並暗中與海盜有勾結。馬新貽任浙江巡撫後，捕殺了不少海盜，其中很多是張文祥的朋友，張文祥因此懷恨上了馬新貽。後張文祥妻羅氏與吳炳燮通奸，兩人一齊逃走。張文祥聞訊追趕，追到了羅氏，但羅氏卷帶的財物卻被奸夫吳炳燮帶走。馬新貽率兵至寧波時，張文祥攔轎告狀，要求追捕吳炳燮。馬新貽認為這是小事，未準審理。不久後，羅氏再次逃走，被張文祥追回後，被逼迫吞煙土自盡。後張文祥的小押店也被馬新貽勒令關閉，理由是違禁私開。張文祥人財兩空，遷怒於馬新貽，決意報復。經再三審問，張文祥矢口不改其供，表示並無他人指使。尚屬可信。”對張文祥的處置，則建議“按謀反大逆律問擬，擬以淩遲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