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審案（第3/4頁）

這報告最關鍵的一點，在於反復強調張文祥行刺馬新貽完全是個人行為。報告中，張文祥妻羅氏背夫潛逃確實真有其事。但報告裏面有兩處明顯的矛盾。第一，按照報告所說，張文祥通海盜，本來跟海盜是一夥兒，可馬新貽到寧波的時候，他怎麽還敢去找馬新貽告狀呢？第二，既然張文祥的妻子羅氏被人奪走，他為什麽不去殺奪妻的吳炳燮，而一定要殺不受理狀子的馬新貽呢？而最大的破綻就是最後一句“尚屬可信”。這封報告是奏結的法律文書，人命關天，竟然用了模棱兩可的“尚屬可信”，不能不讓人疑竇叢生。

慈禧太後對刺馬一案十分重視，不僅僅因為馬新貽是她派去兩江的心腹，而且封疆大吏死得不明不白，確實有傷國體，倘若不嚴加追查，此風一開，中外大員必心存顧忌，擔心成為馬新貽第二，不敢放手辦事。對張之萬和魁玉精心炮制的報告，慈禧太後相當不滿意，對一度寄予厚望的張之萬深感失望。處理的辦法是，諭令曾國藩速回江寧外，另派刑部尚書鄭敦謹作為欽差大臣攜隨員赴江寧復審。這是慈禧太後表現出的一種強硬姿態，不僅撤換了主審大員，就連司員也全部更換，顯示出朝廷要查清此案的決心。

派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自然隱有安撫湘軍的用意。而派刑部尚書鄭敦謹同審，就隱有從旁監視的味道了。對此，曾國藩心知肚明。他表面上一路遊山玩水，並不著急趕到江寧，其實他內心非常關注江寧的事態發展，非常關心那個背後主使審出來沒有。曾國藩抵達江寧後的第二天，張之萬便急忙趕來交接案件，當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地離開了江寧這個是非之地，趕回清江浦去了。而曾國藩卻並不著急審案，整天要麽接客聊天，要麽翻閱紀曉嵐所著的《閱微草堂筆記》。唯一做的一件跟馬新貽有關的事情，就是親自書寫了一副挽聯：“範希文先天下之憂，曾無半分逸豫；來君叔為何人所賊，足令百世悲哀。”帶去吊唁了馬新貽一番。

盡管曾國藩表面若無其事，但不少人卻清楚地知道，他的處之泰然只是一種偽裝，他是刻意在拖延回避刺馬案。到底是什麽原因使得曾國藩如此呢？鄧之誠在《骨董三記》中說：“國藩不欲深求，必有不能深求者在。”不能深求者，除了湘軍一系的，別無他人。

直到欽差大臣鄭敦謹到達江寧的前一天，曾國藩才不得已調閱案卷，記下有關案犯的名字。

鄭敦謹，字小山，湖南長沙人，與曾國藩鄉榜同年，道光十五年中進士。曾國藩也在這一年參加了會試，不過名落孫山。鄭敦謹為人正直，很有清譽。他初任刑部尚書時，山西巡撫趙長齡和藩司陳湜圍剿撚軍不力，尤其陳湜仗著是曾國荃的姻親，放任部下危害地方。慈禧太後派鄭敦謹前去查處。鄭敦謹於大年三十出京，趕往山西，結果按查屬實，趙長齡和陳湜被革職充軍。鄭敦謹自此得了“鐵面無私”的稱號。由他來江寧審理刺馬案，當時是眾望所歸。他自己也雄心勃勃，一心要把這樁震動天下的疑案審個水落石出，以不辜負“鐵面無私”的美名。

接到上諭後，鄭敦謹先是入宮請示慈禧太後，隨即裝束就道，帶著刑部滿郎中伊勒通阿和漢郎中顏士璋星夜趕赴江寧。伊勒通阿和顏士璋二人曾跟隨鄭敦謹到山西辦案，很是得力。當時正是冬月，大雪封路，為了不耽誤時間，鄭敦謹一行幹脆下轎徒步涉雪而行。由於雨雪阻滯，到達江寧時，正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次日便是除夕。

清朝六部實行滿漢分開制，即有一名漢人尚書，就必須有一名滿人尚書；有兩名漢人侍郎，也就必須有兩名滿人侍郎。

鄭敦謹到達江寧後，立即會同曾國藩，召集江寧的司、道、府、縣各級官員，詳細查問案情。孫衣言一心想為馬新貽報仇，一上來就侃侃而談，說：“背後主謀倘能逍遙法外，則天下將無畏懼之心，又何事不可為？所以這一案辦得徹底不徹底，對世道人心，關系極大。”機鋒一開始就露了出來，這就是“背後主謀”四個字。包括曾國藩在內，官員們都沒有說話。

隔了兩天，正月初二，鄭敦謹便正式開始審案。參加會審的人最初定了六人：欽差大臣鄭敦謹和他的隨員伊勒通阿、顏士璋；兩江總督曾國藩和他委派的江安糧道王大經、江蘇題補道洪汝奎。後因為孫衣言、袁保慶二人為馬新貽心腹，擔心二人不服，將二人也加了進來。

張文祥依舊是那套老辦法，信口回答，但遇到緊要關頭，便閃避不答。審訊一連進行了十四天，沒有任何進展。看到鄭敦謹著急了，一直默不作聲的曾國藩突然說：“將來只好仍照魁玉、張之萬二公原奏之法奏結。”他的語氣很平淡，但卻透露著不容否認的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