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順天丁酉科場案（第2/13頁）

唐朝和明清的科舉之所以會有這麽大的差異，主要是二者實行科舉的目的就已經大相迥異：唐朝是為了選才納賢，為國家選拔有用人才；而明清是為了束縛士人的思想，加強君權。數百年來，八股文扼殺了無數人的創造力，明清的科舉也失去了初創時的積極意義，不能造就人才，而選拔出來的人也並非學問出眾之人，這也是為什麽明清許多狀元自及第後就默默無聞的原因。但是，對於常人而言，科舉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階梯，過了這關，就是鯉魚躍過了龍門，就會變化成龍，利祿所在，天下人無不趨之若鶩。

順治十四年（1657）正月二十一日，新年伊始，二十歲的順治皇帝突然發布了一道諭旨，內容並非軍國大事，而是限制八旗子弟參加科舉考試。這道諭令剛好在大比之年伊始發布，顯然有著特別的意義。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素有崇尚“國語（意為滿語）騎射”的國策。凡八旗子弟，上自皇帝，下到八旗幼童，從一出生就要開始進行“國語騎射”的教育和考核，直到花甲之年才得中止。但自清廷入關後，局面開始有所改變，八旗子弟發現一旦科舉考中，既可以立即升用，得到優厚的俸祿，又可以免去從軍之苦役，於是開始崇尚文學，熱衷於科舉。順治皇帝對此十分憂慮，多次強調說：“我朝以武功開國，頻命征討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騎射，今天下一統，勿以太平而忘武備，尚其益習弓馬，務選精良。”但仍然不能阻止八旗子弟崇文怠武，以致順治皇帝不得不以諭旨來強行限制。此則故事固然是出於清朝“以武定國”的傳統，卻也說明了在金榜題名後的風光榮耀和高官厚祿的誘惑下，科考給人帶來的誘惑何等之大，就連八旗子弟也不能抗拒。

這道諭旨的背後還透露出一點，那就是科舉名額十分有限，清朝皇帝希望將這些為數不多的名額留給漢人，以此籠絡人心。正因為科舉從來就是一座獨木橋，參試的人數遠遠大於被錄取的人數，時刻要面對僧多粥少的局面。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早熟的國家，科舉自存在之日起，就與弄虛作假、營私舞弊聯系到了一起。而統治者為了維護形象，選拔出真才實學的人才，也制定各種考場規則，全力采取措施確保考試的公正性和錄取的公平性。這樣，一方面是花樣形式不斷翻新的作弊手段，另一方面卻是日益嚴格的考試紀律和嚴厲殘酷的懲戒措施，由此形成中國歷史上一道奇異的風景線。

丁酉鄉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拉開了序幕。少年天子順治皇帝去年剛剛順利冊封紅粉知己董鄂妃為皇貴妃，心情大好，突然決定有所作為，要對科舉加以整飭。丁酉的前一科，順治十一年（1654）的甲午，人稱“甲午一榜無不以關節得幸，於是陰躁者走北如鶩，各入成均，若傾江南而去之矣”（《研堂見聞雜記》）。順治皇帝有所察覺警惕，因而不但在選派主考官上格外費心，還事先對考官們告誡說：“考官閱卷有弊者，殺無赦！”語氣十分嚴厲。然而，科場積弊由來已久，似乎誰也沒有太把年輕皇帝的話當回事。

從鄉試，到會試，再到殿試，這是種層層上升的制度，越往上，關防越是嚴密，作弊越難。且會試、殿試均是在皇帝腳下舉行，鎮之以天子之威，行賄者和受賄者均不敢輕易嘗試。因此，在幾級考試中，鄉試就成為最容易產生科場關節的地方。

根據規定，凡國子監監生及府州縣學生員學成者（即通過學政主考的歲考的秀才）、儒士未仕者、官未入流者，都可以參加鄉試，人數不限。一些有錢人家的公子因讀書不熟，才思遲鈍，連秀才都考不中，本來是沒有資格參加鄉試的。但只要打通地方關節，公開納資捐錢，便可附名府縣學，或取得略勝於府縣學生員的國子監監生的資格，名正言順地取得參加鄉試的通行證，不必冒任何風險。不過，要通過鄉試，取得舉人資格，難度就大多了，因為各省鄉試錄取舉人的名額是有規定的，報名的考生歷來遠遠高於錄取名額。不過，一旦中了舉人，便具備了做官的資格。正如《儒林外史》中所言：“不要說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館、做幕，都不是個了局。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中舉的誘惑相當之大，對於一些沒有真才實學的人來說，想要擠過鄉試這座獨木橋，混上舉人的身份，就只能另想他法了。

來自浙江湖州苕溪的貢生（秀才）張漢沒有就近報名參加在本省省會杭州舉行的鄉試，而是千裏迢迢趕到京師北京參加順天闈的鄉試。他本就家境不佳，湊齊路費已經是十分艱難，更不用說一路北上舟馬勞頓之辛苦。張漢如此費盡周折地報名順天鄉試，自然是有理由的。按照當時規定，每次鄉試，各省錄取的名額事先都有規定，且數量不一，根據各地文風、人口而定，如此，順天則高居各省之首。錄取名額多了，錄取的幾率自然就大得多，因而全國各地不少士子像張漢一樣，寧可多花路費，也要參加順天的鄉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