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順天丁酉科場案

清朝順治十四年（1657），農歷是丁酉年。按照清朝制度，子、午、卯、酉年為大比（鄉試）之年，因此在這一年的八月，全國各省的省城都將要普行鄉試。

各地的考場中，以順天科場最為重要。順天科場設在京師北京，凡順天（今京津地區）、直隸河北省、關外以及名隸國子監或籍系滿蒙漢軍八旗的士子，都可以參加順天鄉試，稱為“北闈”（“闈”為試院別名）。同時也允許各地監生、貢生離開本籍，到京師赴考。

對於丁酉年的鄉試，天下莘莘學子已經翹首期盼了三年。誰都沒有想到，這一年，將發生清朝歷史上最大的科場案。即使在中國考試制度史上，此案也是空前的一頁。

自隋朝實行“科舉取士”以來，科舉制度在中國已經施行了一千多年，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成為封建社會選拔人才的最主要的渠道，也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維護其統治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這種以考試成績而不是以門第來選拔官員的制度，雖然有其必然的歷史局限性，但在封建時代，確實是統治者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能在最大範圍內、最公正地選拔人才的機制。“學而舉則仕”，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催生了不論門第、以考試晉身的士大夫階層。

科舉制度在唐朝時漸趨完善，基本特征是分科考試，擇優錄取。考試分常科和制科兩大類。常科每年舉行，制科則是皇帝臨時設置的科目。常科名目很多，依據應舉人的條件和考試內容分為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科。其中以明經、進士兩科最重要：明經一般試帖經和墨義；進士則試帖經、雜文、策論，分別考記誦、辭章和政見時務。進士科的要求比明經科更高，當時有俗語說“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即說明進士科的難度，考上的人數往往只是明經科的十分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武則天、唐玄宗李隆基三人是完善唐朝科舉制的關鍵人物。唐太宗擴充國學規模，進士科錄取極嚴；武則天首創了殿試，並增設取武將的武科舉，但殿試只限於武則天當政時，並未成為唐朝定制；唐玄宗時，詩賦則成為進士科的主要考試內容。終唐一朝，科舉取士約一萬人，唐朝的宰相百分之八十是進士出身，由此可見科舉的影響和成效。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授予新科進士的官職遠較後代為低，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職，明經科上上第授從八品下官職，進士、明法兩科甲第授從九品上，乙第只能授最小的官從九品下。盛唐著名詩人王維高中狀元後，授官太樂丞，即為從八品下的小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唐朝的科舉有點類似現代的公務員招考。

宋朝時，除了取士的數量大增外，對科舉制度的最大改良當屬皇帝加強了對取士過程的控制。自宋太祖趙匡胤開寶六年（973）起，殿試正式成為定制，取中的進士一律要經過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最後的名單和名次也由皇帝欽定，因而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門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門生，由此減少考官同士子結黨營私的可能性。殿試結束後，宣布登科進士名次，然後由皇帝賜宴瓊林苑，史稱瓊林宴。凡於殿試中進士者均立即授官，不需要再經吏部選試。

科舉經過歷代變遷，到明朝時已經形成了完備的考試制度，共分四級：院試是各地考生參加縣府的考試，由省提督學政蒞臨主持，及格者稱生員，俗稱秀才。鄉試是省一級的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舉行，稱為“大比”；如果趕上皇帝喜慶，也會下詔加開，稱為“恩科”。考期一般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稱“秋闈”，主考、副主考均由朝廷臨時選派。鄉試中舉，稱為乙榜，又稱桂榜。取中者稱為舉人，俗稱孝廉，或稱登賢書。考得第一名者，稱解元。會試在鄉試次年舉行，是中央一級的考試，由閣部大臣主持，每逢辰、戌、醜、未年舉行，又稱“春闈”。取中者為貢士，第一名稱會元。殿試則是皇帝親自主持，分三甲出榜：一甲三名，分別稱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幹，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幹名，賜同進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稱為傳臚。殿試只用來定出名次，能參加的貢士通常都能成為進士，不會再有落第的情況，並從此官服加身，榮耀無比。

不過，科舉制發展到明朝，已經與唐朝科舉大有不同，開始明顯露出僵化的跡象。就考試的範圍來說，唐朝包括經義、時務和經史，而明朝主要是四書五經，其他的知識統統被視為“雜學”。就應試文體來說，唐朝主要是詩賦、帖經、墨義等，而明朝則是八股文。八股文講究形式，其行文格式有嚴格規定，必須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內容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華麗辭藻、合乎格式即可，不求有獨立思考、創新見解，根本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清朝不但完全承襲了明朝的制度，而且清朝統治者出於私心，屢次大興文字獄，在思想上對士人控制更嚴。舉例而言，晚清時，梁啟超十二歲中秀才，十七歲參加鄉試中舉人，被視為神童。但他自己也承認“帖括（為應付考試而設的八股文範文選刻本）之外不知有所謂經史也”。而他的師傅康有為出身書香世家，自小熟讀經史子集古今典籍，卻十六歲才中秀才，之後六次參加鄉試均名落孫山，失意科場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