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之章（一）：加賀恭一郎的記錄

五月十四日，我前往野野口在三月以前任職的市立第三初中。正值放學時間，返家的學生自校門口蜂擁而出。操場上，一名看似田徑隊員的男子正用鐵耙整理著沙地。

我走向總務處的窗口，報上姓名，表明自己想與熟識野野口的老師談談。女職員與上司商量後，站了起來，去了教務處。她去的時間比我想象的久，正感不耐之際，我猛然想起學校就是這樣的地方。等了大約二十分鐘，終於有人領我到會客室去。

身材矮小的江藤校長和教語文的男老師藤原接待了我。校長之所以列席，大概是怕藤原老師不小心說錯話，想親自盯著他。

我首先詢問他們，知不知道日高邦彥被殺害一事，二人皆回答“十分清楚”。他們也知道，野野口是日高的影子作家，因一連串沖突而萌生殺機。看來他們好像反倒從我這裏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當我問到，對於野野口代人寫作一事，他們有何看法時，藤原老師有點遲疑地說：“我知道他在寫小說，也曾在兒童雜志上讀過他的作品。但我做夢都沒想到，他竟然會是別人的影子作家，還是那位暢銷作家的……”

“你親眼見過野野口寫小說嗎？”

“沒有。他在學校裏還得教書，我想他應該都是回家後或趁假日寫的。”

“由此可見，野野口的教學工作還挺輕松？”

“不，他的工作並不特別輕松。只是他都很早回家，特別是從去年秋天以來，舉凡與學校活動相關的雜務，他都巧妙地避開。他得的是什麽病，我不是很清楚，但他身體不好也是眾所周知的，所以大家也不跟他計較。私底下，他好像就是這樣抽出時間，幫日高邦彥寫小說——這真是太令我驚訝了。”

“你說他從去年秋天開始就特別早回家，是嗎？對此有沒有什麽具體的記錄？”

“這個嘛，我們不打卡，但我很確定是從去年秋天開始的。我們語文老師每兩個星期都會開一次例會，他連那個都不參加了。”

“他之前沒有類似的行為嗎？”

“他那個人對工作是不怎麽熱誠，但之前倒都參加。”

之後，我又問，對於野野口的人品，他有何看法。

“他很安靜，讓人猜不透心裏在想些什麽，總是一臉茫然地望著窗外。不過現在想起來，他應該也很痛苦。我覺得他本性不壞，受到那樣的對待，一時沖動做出無法挽回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日高邦彥的小說我也喜歡，還讀過幾本，可是一想到那些全是野野口寫的，我就有截然不同的感慨。”

我向他們道謝後，離開了學校。

從學校回來的路上，有一家很大的文具店。我走進去，拿出野野口修的照片，問櫃台小姐，這一年來有沒有這樣的客人來過這裏。

她回答說好像見過，但記不清了。

五月十五日，我去見了日高理惠。大約在一星期以前，她搬到位於橫濱的公寓。當我打電話給她的時候，她的聲音聽起來非常憂郁。這是一定的，她之所以搬家，就是因為不想再與案件牽扯不清。盡管如此，她還是答應和我見面，也許因為我不是媒體而是警察。她住的公寓附近有個購物中心，我們約在裏頭的咖啡廳碰面。她顧忌媒體，所以要求不要到她家裏。

咖啡店隔壁的時裝店正在打折促銷，從外面看不見店裏顧客的臉，而恰如其分的吵鬧聲也正好適合講一些不願被別人聽到的話。我們往最裏面的那張桌子走去。

我先問她近況，她露出了苦笑。

“老樣子，每天過著不怎麽愉快的生活，真希望能早日恢復平靜。”

“只要扯上刑事案件，總要亂上很久。”

這些話對她好像起不了安慰的作用，她搖了搖頭，語氣嚴厲地滔滔說道：“在這樁刑事案件裏，我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可世人是怎麽看待我們的？他們把它當成演藝圈的八卦緋聞，甚至有人說我們才是錯的一方。”

對此我無法否認。確實，不管是電視的談話節目，還是周刊的報道，大家更感興趣的，不是日高被殺的事實，而是他盜用友人作品的新聞。再加上這其中還牽扯出其前妻的外遇事件，更讓平常與文壇毫不相關的影視記者，也興致勃勃地摻和進來。

“不要去管媒體的報道，對你會更好。”

“當然，我會試著不理，否則，遲早會瘋掉。可是，討厭的又不只是媒體。”

“還有什麽？”

“可多著呢，令人討厭的電話和信件來了一大堆，真不曉得他們是怎麽查到我娘家的，大概是看到媒體報道，知道我已經不住在夫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