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第3/8頁）
[16]同上。
[17]黎玉的《群眾路線與山東群眾運動》，有關租賃關系的表格，見第86—88頁。第四次調查僅包括膠東半島的3個小村莊。這個村莊共有500個農民家庭，其中有185戶是貧農家庭。有91戶貧農家庭，即全部農戶的18%，完全靠租種土地維生。租種了一部分土地的家庭為159戶。第五次調查的範圍更小，僅僅為沾化縣的327戶農民。調查數據顯然是不完整並經過了修改，因為結果顯示所有74戶中農和226戶貧農家庭沒有任何土地。
[18]列寧：《農民生活中的新經濟發展》（1893年），《列寧選集》，第一卷，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60年，第13—73頁。
[19]馬若蒙：《中國的農民經濟》，附錄A，表A—5，第302頁。
[20]馬若蒙：《中國的農民經濟》，附錄A，表A—1，第299頁。馬若蒙發現在可獲得數據的9個縣裏，只有其中的一個村莊，估計足夠養活全家需要10畝地。其他9個村莊若要養活全家估計要25畝到75畝不等。在這些村莊裏，平均每戶擁有農田的面積從5.5畝到28畝不等。6個村莊的平均每戶擁有土地面積小於10畝。
[21]馬若蒙：《中國的農民經濟》，第242頁。
[22]彭真的報告作為黨內文件傳閱。另一份發表於同年代的報告，強調了抗日戰爭土地政策的成就，宣稱在1937—1942年間，在同一地區，作為一個樣本群的35個村莊發生了變化。在這些年裏，地主家庭占農民家庭總數的比率從2.4%下降到1.9%，他們占有的土地從總數的16%下降到10%。富農從占家庭總數5%和占土地總數的22%上升到7.8%和19.5%。中農所占家庭從35.4%上升到44.3%，所占土地從41.6%上升到49%。貧農和雇農人口從47.5%下降到40.9%，他們占據的土地從19%上升到20%。《晉察冀邊區實施土地政策的經驗》，1945年1月15日，來自力耕編寫的《解放區的土地政策與實施》（以後引用時稱作《土地政策》），第49頁。
[23]彭真：《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報告》，載於《土地政策重要文件匯編》（以後稱作《重要文件》），第98—101頁。9個縣是：淶源縣、阜平縣、曲陽縣、易縣、定縣、平山縣、靈壽縣（都在河北省），盂縣、靈丘縣（都在山西省）。
[24]韓丁：《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第209頁。
[25]《羅晶同志來信》，載於《晉冀魯豫原曲自覺團結運動的經驗》（以後稱為《團結運動的經驗》），第18—20頁。
[26]H.G.伍德海德編：《1928年中國年鑒》，天津出版社，1928年，第1011—1012頁。
[27]《日本—滿洲國年鑒》，1939年，第788頁。
[28]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551頁引用了調查雇農的結果。從東北的南部、中部和北部——大致對應原先的三個省：奉天（現在的遼寧）、吉林和黑龍江——各選取了一些村莊。三個地區的雇農率分別為13.5%、17.9%和34.4%。無地家庭的調查源自同樣的資料（第552頁）。該調查選取了三個地區36個不同縣的37個村莊。無地家庭分別占32.5%、48.9%和63.2%。但是，有一點需要注意。在20世紀的初葉，東北存在許多未開發地區，這意味著東北的土地登記不如中國其他地方精確。在20世紀30年代初，沒有登記的土地也許事實上超過了登記的土地。見F.C.瓊斯：《1931年以來的滿洲》，第169—170頁。東北和中國其他地區的差異在“徹底的土地革命：1946—1947年”一節中會提到。
[29]孫公度（Kungtu C. Sun）：《20世紀前半葉滿洲經濟的發展》，第55頁。
[30]毛澤東：《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1945年12月28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82—83頁（第1180頁）。
[31]孫中山：《三民主義》（弗蘭克·W．普萊斯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第456頁。也可參見史扶鄰（Harold Schiffrim）的《孫中山的早期土地政策》，載於《東亞研究雜志》，第16卷第4期（1957年8月），第549—564頁。不管孫中山的構想受到多少西方影響，“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權的概念，早就存在於中國古人對土地革命的想法中，這種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王莽時期（公元9—23年）。參見王國定《古代土地平均分配體系》，載於孫任以都（E-tu Zen Sun）和約翰·德範克（John De Francis）合編的《中國社會歷史：選集翻譯》（華盛頓：美國學者協會理事會，1956），第157—184頁。
[32]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353頁（第678頁）。
[33]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298頁（第1076頁）；以及《重要文件》，第8頁。
[34]重慶《新華日報》，1945年10月20日。
[35]毛澤東：《減租和生產是保衛解放區的兩件大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72頁（第11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