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自由主義者和共產黨的聯盟

那麽，在1948年末和1949年，像儲安平和王蕓生這樣終於決定前往解放區，或像張東蓀這樣繼續在大學任職對勝利者表示歡迎的自由知識分子，究竟是怎樣想的呢？這些自由主義者對共產黨的疑慮由來已久，根深蒂固，他們從來沒有否認這一點。大部分自由知識分子都不支持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他們也不歡迎一個由共產黨控制的政府。事實上，他們一直主張自由主義，極力反對一黨的統治。直到所有向自由讓步的希望都破滅後，他們才投向共產黨。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自由知識分子希望新政權做出怎樣的妥協？他們又預期自己會面對政府怎樣的妥協？他們並沒有直接回答這些問題，但我們可以從他們對兩件事的論述中找到答案。第一件事是他們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概念和共產黨對新時期知識分子的政策的反應。第二件事是知識分子普遍承認，某種形式的妥協對摧毀舊社會是必需的。

新民主主義

毛澤東在內戰期間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這篇文章為共產黨政策和意識形態提供了思想基礎。由於抗日聯合統一戰線時期的寬容精神，毛澤東的著作得以公開出版，國民黨統治地區的知識分子也由此了解了毛澤東關於民主的看法。知識分子還意識到，不僅他們對共產黨懷有疑慮，共產黨對他們同樣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理論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毛澤東在1939年，發表了一篇評論知識分子的文章，在此後的10年裏，這篇文章代表了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基本立場，並被頻繁地引用和重印。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依據知識分子的家庭背景、生活水平和政治觀點，將他們歸類為小資產階級。毛警告說，因為小資產階級固有的個人主義、不切實際、優柔寡斷的缺點，有些知識分子會退出革命，或變得消極，甚至敵視革命。他進一步提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才能克服。”但同時他也指出，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是警覺的，對中國的現狀感到不滿，並且時刻生活在失業的恐懼中。因此他們能發揮重要的革命先鋒作用，將群眾與革命的主要力量聯系起來。為支持自己的觀點，毛澤東列舉了20世紀以來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在歷次政治鬥爭中的積極表現。[52]

對知識分子的這種觀點包含在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總體概述中。毛澤東認為，共產主義是一個遠期的目標，只有在摧毀舊的封建社會並一定程度地發展三民主義之後，這一目標才能最終實現。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的其他成員一起構成了新的過渡社會的“基本力量”。新的政府將是一個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所有反帝反封建階級組成的聯合政府。新社會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發展混合經濟以及土地歸農民所有。這整個新系統被稱為“新民主主義”。[53]

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為日本的戰敗做好了準備。毛澤東向大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再次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原則，並將它作為黨今後計劃和任務的基礎。“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寫道，“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但他指出，一些人對此抱有疑慮，他們擔心，一旦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會和蘇聯一樣，立即放棄它所宣稱的新民主主義主張。毛澤東試圖消除這種擔心，他宣布：“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毛認為，與蘇聯的情況不同，新民主主義時期的國家制度適合於中國當前的歷史發展階段，“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繼續存在。[54]

總之，共產黨戰後的基本政策方針是團結、民主、和平，以及建立一個由聯合政府領導的新中國。毛澤東呼籲立刻結束國民黨的一黨統治，組建新的聯合政府——一個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民主聯盟，該聯盟包括“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毛要求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聞工作者、著作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一切知識分子，只要是在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中著有成績的，應受到尊重，把他們看作國家和社會的寶貴的財富。……因此，今後人民的政府應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中培養各類知識分子幹部，並注意團結和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識分子。[55]

實際情況

直到今天，我們仍不清楚究竟有多少自由知識分子實際上了解新民主主義，特別是新民主主義將對他們產生的具體影響。本節將對中國共產黨在1945年至1949年期間的知識分子政策進行更系統的闡述，其依據將不僅僅限於自由主義者的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