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自由主義者和共產黨的聯盟（第4/8頁）

張東蓀希望共產黨加入一個聯合政府。他承認，中國共產黨從未隱藏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產黨也從不諱言，中國又必須進行共產主義革命。“但我自己和他們談過，”張寫道，“他們說，只有他們的兒子或孫子才能活著見到這一天。因此，共產主義革命並不是現在，而是將來的問題。”“誰又能預測，50年或60年之後，革命的客觀條件就一定能成熟呢？”他繼續寫道，“或許到那時，人們會有充足的食物，生活水平會有極大的提高，每個家庭都能自給自足。”他總結道，中國共產黨正處於推行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他們言出必行，而新民主主義正是他們下一階段的工作目標。”因此沒有必要害怕共產黨著名的“未來革命理論”。[71]

施復亮是另一個持有同樣觀點的知識分子。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此時並不打算實現共產主義，甚至社會主義，因為條件並未成熟。現在他們最想建立的是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他特別提到了共產黨對聯合政府的支持：

有人說，這只是一個詭計，一旦時機合適，中共就會推行蘇維埃制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不敢說他們不會，也不敢說這不可能，但“一旦時機合適”是一個客觀的問題。……或許中國可以走自己的路，我們將會從新資本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

他總結道，無論如何，現在任何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都不需要擔心共產主義的威脅。[72]

我們無從知道這種觀點在當時具有多大的普遍性。或許張東蓀和施復亮的話只能代表他們自己，也或許代表了更多的人。此外，還有另一種考慮使一部分知識分子願意接受共產黨提出的“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盡管人們對共產黨曾在解放區使用的一些方式還存在著擔心。有種觀點認為，為了給一個進步的新社會奠定基礎，有必要至少暫時犧牲某些自由原則。

的確，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和民主，一些自由主義者持有這一觀點。毫不奇怪，那些欽佩共產黨在某些方面表現的人也持有相同的意見。其中包括我們前文中提到的國民黨公務員，他認為或許暴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共產黨已經實現了某種程度的民主，因為他們消滅了當地惡霸並且使農民有了“在大會中代表自己發言”的權利。

一名贊成這一觀點的學生對楊人楩教授——他曾強調過自由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之間的疏離感——提出批評。這名學生寫道：的確，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難以接受共產黨的暴力方式，他們極其重視個人的自由發展。自由主義者也有強烈的社會良知和社會正義感，他們痛恨中國社會中固有的不平等。自由主義者重視自由，共產黨強調平等，這種社會正義感至少可以暫時緩解他們之間的矛盾。特別應考慮到，共產黨本身的成員大部分都來自中產階級，因此他們實際上願意接受自由主義者的善意批評。

這名學生繼續說道，自由主義者知道，無論他們在文化上有多大的影響力，他們都必須做出妥協，他們的悲劇在於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無法推翻舊社會是因為他們過於注重個人自由，忽視了大多數人的利益。他們沒有在人民中間紮根，他們不明白土地改革和農民的覺醒是摧毀舊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特權利益的必要條件。他聲稱，為了打擊共同的敵人，自由主義者應該加入共產黨。在主要任務完成之後，自由主義者和共產黨將有足夠的時間解決他們之間的矛盾。[73]

傑克·貝爾登認為，可以肯定，最終只有一小部分人贊同共產黨的計劃。[74]內戰期間知識分子的政治爭論反映了他們對自由主義的堅持。由於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軟弱，他們的主張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知識分子意識到他們不僅無法影響國民黨的行為，而且必須接受共產黨的計劃，這讓他們承受了極大的壓力。他們的政治評論因此充滿了憤怒和失望。知識分子還痛苦地意識到，即將取代國民黨的新政權很可能和國民黨一樣，在關於自由理念的某些基本原則上拒絕妥協，堅持與他們相對的立場，這使他們更難於做出抉擇。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上的勝利使自由主義者不再需要面對這種兩難處境了。在此之前，他們必須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進行選擇，前者在政治上的幾乎所有表現都是極度無能的，而後者的政治原則和自由知識界最為重視的某些理念正好相反。如果說自由主義者對國民黨還保有最後一點忠誠的話，那是因為他們還懷有一絲微弱的希望，即他們為之奮鬥的自由民主社會或許終有一天能得以實現。如果他們投向表現更為良好的共產黨，毫無疑問必須放棄這一希望。但當國民黨在軍事上遭遇慘敗後，這種兩難處境變成了另一種選擇，要麽立刻和永久地流亡，要麽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府以及它的新民主主義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