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的統治方式

無論自由主義者對共產黨取得的成就有怎樣的看法，毫無疑問，他們是反對共產黨的政治制度和管理方式的。如果說自由人士對國民黨的政治獨裁感到不滿，共產黨也沒能免於批評。大部分作家同時對國共兩黨提出了批評，認為他們都在實行一黨統治，違反了民主原則。事實上，這一批評是自由主義者如此急切地希望兩黨組成聯合政府的一個主要原因——第二個原因或許是他們希望內戰盡快結束。他們認為在這樣一個聯合政府中，兩黨才能相互制約，避免權力的濫用。只有這樣，國共雙方才可能從特殊的“革命型”組織轉變成更符合自由原則的普通政黨。因此，自由主義者希望共產黨能參加聯合政府，對完全由共產黨主導的政府則明顯地缺乏熱情。

由於自由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統治下的政治生活幾乎都沒有直接的體驗，他們對共產黨的具體批評明顯要少於對國民黨的批評。但他們並沒有因此而降低反對的力度。他們反對共產黨在解放區不可挑戰的地位，反對共產黨對個人自由，特別是對不同政治意見的限制。

前文提到的國民黨公務員有過這樣一段較為寬容的評論。“我覺得國民黨的民主是沒有實際內容的民主形式，”他寫道，“共產黨的民主是由黨控制的民主。”他之所以這麽認為，是因為：他很少看到官僚和地方惡霸；所有人都能在公開大會上發表自己的意見；以及某種程度上平等的實現。他認為，解放區的確存在某種形式的民主。然而，大部分自由主義者對共產黨所實行民主的態度要嚴厲得多。

然而，張東蓀願意放棄很大一部分自由以及民主中的其他一些內容，他聲稱：“至於中國共產黨，我們認為它過於強大的組織無法適應一個民主國家。”[44]周鐘歧教授指出，根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中國共產黨主張首先實現三民主義，共產黨還堅持認為，在中國實現工業化後，共產主義將是國家唯一的目標。但周教授提出質疑，人民想要的是三民主義，完全把這項工作交給共產黨是不是有點冒險了？[45]

另一位作家試圖解釋為什麽自由主義者對共產黨會如此不信任。“有人說，”他寫道，“在反對封建主義時，自由主義者和共產黨的目標是一致的。的確，在摧毀舊中國的問題上，今天的學生和共產黨的願望是相同的，學生有時會同情共產黨。但這種同情並不等同於支持。在關於未來新中國建設的問題上，自由主義者和共產黨存在很大的分歧。因為共產黨更加重視群眾而不是個人。”他總結道，為此共產黨宣傳的民主和國民黨的民主受到了同樣多的質疑。[46]

《時代批評》的一篇社論說得更加明確。這篇文章譴責右翼團體侵犯公民自由，同時對左派人士也提出了批評：“他們（左派人士）對任何反對國民黨政府的言論或行動都表示贊賞。而共產黨無論說什麽和做什麽都被看作是正當和合理的，持不同意見的人會遭到清算，被稱為反動派、幫兇、走狗、國民黨特務，等等。所有持異見者都會被歸類為‘共產黨的批評者’。”[47]

然而，有很多人的觀點並不像這篇社論這樣公正和客觀。當時更普遍的看法是，如果國民黨在某一方面表現不好，共產黨只會更糟。楊人楩教授就持有這樣的觀點。他認為，一旦共產黨控制了國家，由於共產黨本身的紀律和共產黨幹部的“左傾幼稚病”，人民的意志將無法自由表達。他聲稱，共產黨在根本上是否認自由的，並且共產黨對人民的幹涉甚至比國民黨還要嚴重。[48]

另一位作家斷言，他們（共產黨）的民主觀念和我們的完全不同。他指出，即使在解放區沒有正式的新聞審查制度，共產黨仍然實行了比中央政府更嚴格的新聞控制。[49]南京《新民報》的編輯周綬章指責共產黨領導人用鐵的紀律對整個黨進行控制。他進一步指出，更糟糕的是，政治領袖毛澤東已經成了文學和藝術的仲裁者。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已經成了作家和藝術家的最高創作原則。周講述了他曾聽說過的一則消息，延安的一些作家曾產生過和毛不同的觀點，但他們被要求按照所謂“政治正確”的原則繼續自己的創作。[50]

儲安平對此發表了最坦率的看法——他對所有問題都直言不諱。他指出，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礎，他要求共產黨在這一點上給出合理的解釋。他接著說，盡管自由知識分子深受英美傳統的影響，他們仍然會批評英國和美國。“但是我們從未聽到共產黨批評斯大林或蘇聯？從來沒有看到過左翼的報紙批評毛澤東和延安？難道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是聖中之聖，竟無可以批評之處？難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圓滿得一無可以評論的地方？”他總結道：“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