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

將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在這裏寫出來有兩個目的：首先，舉例說明他們對政府的態度；第二，進一步闡明（盡管是通過自由派的眼睛看到的）國民黨統治的性質。接下去將正面表述這些知識分子的政治信仰。這些政治信仰正是他們在自己的圈子裏辯論國家和社會的性質的時候，希望能從內戰的混亂中橫空出世的。然而就在這一點上，他們的論證站不住腳，存在於潛在假定中的錯誤完全暴露出來——這些謬誤是由一個對這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既無法攻克又無法接受的困境造成的。

比起正面表達他們所信奉的理念，自由派知識分子當然更多地在苦口婆心批評國民黨。然而這種苦口婆心與它所基於的假定是一致的，這個假定即：戰爭不可能以一方壓倒另一方的形式結束，而政府可以被說服進行自身的改革。自由派知識分子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精英的代表，他們似乎不願意相信政府大可以忽略他們的批評——雖然他們的論證出於善意，不證自明。由於缺少確鑿信息，以及自身傾向的原因，他們與戰場隔絕開來，對正在進行的軍事形勢沒有清晰的把握。無論如何，他們為之奮鬥的目標只有從他們提出的正面解決辦法這個角度來看，才能一目了然地看出是徒勞的。當他們試圖將這些解決辦法付諸實現時，他們措辭巧妙的批評最終退化為幼稚的泛泛之談。

目標：總的原則

他們所主張的總的原則非常簡潔明了，從而獲得了廣泛的支持。社會主義和民主構成了自由主義的理想。在這之外，分歧開始出現。圍繞著這兩個目標在中國大背景下的性質和應用似乎總是產生無休止的爭論。引起爭論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是社會主義和民主對不同的人意味著不同的東西。

關於社會主義，儲安平表示：“今日中國一般人民，特別是一般知識分子，並不反對，毋寧說是很期望的。”[107]傅斯年傾向於強調常規改革措施的必要性，這些常規改革措施包括：去除所謂“豪門”的特權，通過累進所得稅系統平均稅負。他直截了當地說：如果社會主義能夠在中國有效地實現，他將“百分之百地贊成”。[108]

燕京大學經濟系系主任鄭林莊教授的見解可謂典型：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雖有經濟的自由，卻無經濟的正義；而在社會主義的國家裏，則正因為有了經濟正義，才能讓社會安定。所謂經濟正義，實在含有兩點內容：其一是工作權（即人人都有就業的權利）的保證；其二是生存權（即人人都有基本生活的權利）的保證。要達到這兩個目的，必須有一個生產不斷擴充而分配相當合理的社會機構。這些條件只有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裏才能具備。至於資本主義的國家，除非把自由企業的原則進行變更，否則是不易實現的。……我們相信，經濟正義和社會安全終是當前社會發展的主潮。同時我們更相信，凡是趕不上潮流的，終必將被時代所淘汰。[109]

社會主義同樣被看作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合理模式，是實現經濟公正的一種手段。所以國立中央大學的丁骕教授盡管譴責蘇聯在領土和組織上的擴張，害怕中國將成為其下一個目標，但還是主張中國采用蘇聯模式的經濟系統。他聲稱，這將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最有效的組織形式。[110]

考慮到理解上的不同、信奉的理念各異，我們不能以偏概全，認為以上這些見解能夠代表20世紀40年代提倡民主社會主義改革的中國自由派的共識。比如，雖然他們都提倡社會主義，是否每個人事實上想的都是“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就不得而知了。他們最基本的相似點和不同點在下面的內容中一目了然，這就足夠證明我們的觀點了。

然而，假如我們一定要在自由派反復提到的建議中找出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方案的要點，將它們拼湊在一起，它也許將等同於1948年春國民大會前夕公開發表的、99名南京教授的集體要求。他們將內戰歸咎於國民黨背離了三民主義和共產黨使用武力來獲得政治權力。他們嚴厲批評共產黨因為投身於世界革命而減少了對國家的忠誠，指責政府的腐敗和無能。他們要求以下措施：

政治改革：

1．承認政治和經濟平等原則

2．尊重言論自由

3．吸納賢能進入政府

4．遵守法律

5．去除冗余機構，建立健全的文職系統

6．懲治公務員的腐敗

7．分散權力，加強區域自治

經濟改革：

1．清算官僚資本，征用私有銀行在海外的存款

2．按照“耕者有其田”原則平分田地

3．所有銀行國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