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統治的表現：政策和工作

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政府的第二個主要控訴較之第一個主要控訴，以更嚴厲的措辭表達。自由主義信條認為政府存在不僅要“民有”和“民治”，也要“民享”。但是到了20世紀40年代晚期，沒有什麽人相信政府會去關心——更不要說用實際行動改善——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人們在攻擊政府政策和工作時，免不了提及三個互相聯系的問題中的一個或幾個。這三個問題是：腐敗、內戰和無能。

腐敗

幾乎無法確定這三個問題哪個占據主導地位。除了接收時期的最初幾個月份官僚的腐敗到達了空前的程度外，似乎比起其他兩個問題，腐敗引起的批評相對較少。但是人們經常發現很難區分哪個問題消除了，哪個問題又開始了。在所有公共生活層面上，它們看上去是如此緊密地在因果關系上交織在一起。政治評論家很少不提到腐敗問題，但是同樣很少全篇幅談它。一位作家這樣寫道：“我們已經聽到這麽多關於腐敗的事，對此已經麻木，忽略了它是所有無能的源頭。”[36]以上言論接近了普遍的態度。

儲安平在下面的文字中總結了他自己的感受，他寫道：國民黨政權最大的罪行也許就是它“缺少德行”，這反過來造成全社會的道德敗壞。在這樣的政府下，他寫道，那些不道德和不守法的人日子過得滋潤得多。作為結果，大多數人轉向了投機，變得不可靠，並且拒絕擔當起任何事。[37]

將所有報道和評論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出現的是一個充滿腐敗的官僚機構形象——腐敗是指公職人員為了自己的目的和家族的私人利益任意曲解正式的法律和程序——從中央政府官員到最低的保甲長莫不如此。[38]本質上，金錢和偏袒潤滑了國民黨政治系統的車輪，令其運行，卻也注定降低了它的運行效率。腐敗的代價是使得自由分子疏遠。大多數人不能或不願在腐敗遊戲中爭得上遊，從而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法定利益受到損害——好處全被肯花錢打通關節的人占去了。腐敗使得官僚機構失去信心和希望，並減弱了它的行政效能。腐敗也使得戰士的士氣頹靡。腐敗還讓國民黨將珍貴的政治資本拱手相讓給了共產黨。共產黨，就像我們在下面看到的，在保持他們自己的清譽上下了很多工夫。[39]

腐敗：其後果

考慮到有人深受其害，自由主義作家特別關注了公務員瀆職的後果，這與他們的人文關懷是相符的。在公務員瀆職的案例中，最觸目的報道幾乎都出自農村地區。但是唯有在農村，農村的貧窮，政府農村政策的不力，以及內戰所制造出來的新一層的困苦——唯有在這個更大的背景下，官員腐敗的後果才得以完全地體現出來。

比如，《觀察》駐江西南昌的通訊員寫的一篇文章集中報道了該省在20世紀各種災難造成的損失。這些災難包括20世紀20年代的北伐，20世紀30年代的國民黨圍剿、洪水、幹旱以及日本侵略。他估計1947年的人口比1900年左右減少了40%。在有的地區，耕地只占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70%。但是田租和政府征收的苛捐雜稅卻沒有削減，既不考慮勞動力的減少也不考慮耕地的減少。但是不管江西條件如何惡劣，這些惡劣的條件並不能解釋那裏的極度貧困。他認為江西的赤貧要特別歸咎於腐敗的官員，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當地的“吸血鬼”。[40]

幾乎從每一個調查農村情況的自由主義作家的筆下都鋪開了相似的畫面。為雙重罪惡——腐敗和戰爭所加劇的農民的貧窮，很明顯是最主要的關注集中點。土地所有制問題不像農民的貧窮問題一樣引來這些作家激烈的抨擊。這種側重不但顯示了作家們自己的意識形態傾向以及眼下政治的當務之急，也顯示了農村的實際情況。但是不管情況怎麽樣，“吸血鬼”是一個普遍的綽號，主要被用來稱呼鄉、鎮、保和甲的官員，這些官員組成了行政部門的基層。

這些官員具體負責高一級政治和軍隊領導所指派的稅的征收和人力、財力、糧食和物資的征用。其中有中央政府稅收系統所征收的稅款，有附近的駐紮軍隊的必需品供給，有縣政府所需物資，還有村裏民兵隊伍的經費——筆者只列舉了幾個最普遍的方面。然而使得苛捐雜稅真正成為沉重負擔的，是每次征收的時候比規定的數額多收一些的習俗。這導致了從農民處收集的與政府事實上收到的物資之間存在很大差距。[41]

也沒有任何法庭可以保證為不受保護又不識文字的農民申冤。當稅負太重時，擺在農民眼前的只有三個選擇。他們可以選送代表向縣或省的官員請願要求減負。但是經驗已經證明這條途徑不總能奏效，還可能有一定的危險性。高級官員經常站到低級官員一邊，而後者無論如何都有辦法報復麻煩的農民。第二，農民可以拒絕耕作，後果對誰都不利。這只有農民稅負過重，必須舉債才能繳清稅款的時候才會被付諸實施。最後，農民還可以幹脆造反。造反的時候，他們把所有的怒火都發泄到當地的官員上，後者僥幸逃出，保得一命。但是暴動沸騰一會兒，等到農民的憤怒平息，馬上就雨收雲散了。因為農民缺少維持和聯合他們力量的方法，官員不久就回到原地，報復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