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第4/13頁）

事實上，較之借鑒美國，向英國取經的傾向更明顯。很多知識分子認為英國工黨為中國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最佳範例。它在1946年的成功用事實支持了“西方式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可以同時兼顧的”這個論點。“如果英國工黨成功掌權，”儲安平寫道，“那麽世界人民會很清楚實現社會主義不一定要走莫斯科的道路。工黨一方面推行社會主義政治，但是同時依舊承認人們的自由意志。”[123]

方法：聯合政府

也許樊弘對那些擁護“第三條道路”的“當代教授”的不耐煩是有道理的。這些教授認為剝削者、壓迫者和國民黨將會自願改革，並放棄曾經培育他們的體制。但是如果說他們在政治上是幼稚的，這些教授在思路上是前後一致的。他們同樣相信共產黨會接受勸說——像儲安平寫的那樣——“修改它的政策”並放棄在內戰中的角色。[124]他們中沒有人願意論證共產黨最終或長期的目標根本不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然而正如已經提到的，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不相信中國共產黨做得成這件事。因此在兩頭不靠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看來，雙方在軍事上的膠著被認為能促使雙方自願做出妥協。同樣地，這種膠著似乎也為中立派政黨的發展壯大並成為第三股力量，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機會。

大家或多或少對在什麽樣的政治結構中，自由主義者最有可能成為三股力量中的一股達成共識。自由派將他們的希望寄托在1946年1月的政協會議的決議上：建立聯合政府。[125]王蕓生這樣描述政協會議的決議：

其中改組政府一項是要領。政治協議的政府改組，因為各黨派都參加，是聯合性的；用這個政府籌開國大，以制訂憲法，然後實施憲政，舉行民主大選，所以這個政府也是過渡性的。由政治協議的路線過渡到民主憲政的大路。[126]

聯合政府的構想同樣讓那些對立憲民主在中國的可行性不太樂觀的人們感興趣。張東蓀認為聯合政府是最符合中國需要的政治形式：

我只見有些人在那裏痛罵，有些人在那裏祈禱，除此以外，卻未見有什麽好法子。其實國民黨並不怕罵。同時亦決不接受祈禱。它未嘗不想改，不過只是表面上想改頭換面，而實質上仍要維持其特殊地位。因此我們主張要想使國民黨改變其性質，必須先創造一個環境，在這個環境裏四面有監督和壓力，乃逼迫其不得不自己改行向善。而這個……唯由聯合政府才能實現。可見我們對於國民黨與其說是反對它，毋寧說是想救它……無如據我們觀察，要革它的命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還沒有人能革國民黨的命。[127]

過程：勸說

所以用吳世昌教授的話來說，原因有許多，而道路只有一條。因此最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勸導國民黨和共產黨尊重政協的決議，在聯合政府中鼎力合作。唯一的答案是第三黨或此類的集團，用概念來解釋就是真正的第三方勢力，它以廣大人口的支持作為立身之本，支持他們的人反對戰爭，既不滿國民黨也不太信任共產黨。理由是這樣的：如果這群至今還沒有被動員起來的多數，它們的力量能夠被恰當地引導，將通過某些途徑迫使兩黨放下武器接受聯合政府。

必須承認：說比做容易。在一點上可以達成廣泛的共識：民主同盟和其他各小政黨，按當時的構成來說，是無法完成這一任務的。組成所謂“第三方力量”的現有政黨是無法被倚重的，因為，說得客氣一點，它們軟弱，組織混亂和缺乏力量。沒有人反對儲安平提出的結論。“我們對民盟的批評，”他寫道，“可以總結為兩條：‘它天生的軟弱及不切實際。’”民盟成員多數“是另一個時代的人”，老派學者，思想家，哲學家——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是真正的政治家。他們的教育背景不同，政治觀點和經歷各異，唯一將他們聚攏在一起的是對國民黨的反對。儲得出結論：“民盟甚至都不能被批評為共產黨的尾巴。”[128]

最糟的是，這些少數黨派的成員，無論是否以自由派自居，都被嘲笑為機會主義者和兩個主要黨派的爪牙。這些人經常試圖將他們的政治活動說得很高尚，說是為了實現理想必須這麽做。但是在他們的批評者眼中，他們似乎更迷戀於獲取財富、地位和社會認可。

那麽應該做些什麽呢？第三方力量怎樣才能成為一支強大而獨立的力量，還有它應該采取什麽形式？張東蓀建議這樣一支力量應該起到“國共之間橋梁，迫使雙方步入正軌，將他們拉到一起，實現他們之間的合作”的作用。但是一位作家質疑，這樣的力量來自何方——因為可以肯定的是，存在於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力量既不強大也不獨立。[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