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造成的危害（第4/6頁）

[29]陳慶楣：《英勇堅持地下鬥爭的上海大隆機器廠中共黨支部》，載於《工人日報》，1951年6月27日。（收入劉長生等編《中國共產黨與上海工人》，第77頁）

[30]《大革命以來……》，第25頁。

[31]1948年，一位上海工廠廠長表示，政府對他廠裏的工會沒什麽影響力。一位報紙編輯更籠統地稱，沒有人能真正控制上海工會（鮑大可：《共產黨接管前夕的中國》，第78頁）。一則關於勞工的特別報道也持同樣的觀點，該報道刊於《中國周報：每月報道》，1947年1月31日，第12—16頁。

[32]上海《文匯報》，1947年2月28日；上海《新民晚報》，1947年2月27日、2月28日。

[33]南京《新民報》，1947年5月14日；天津《益世報》，1947年5月13日。

[34]天津《工商日報》，1947年5月12日。

[35]天津《大公報》，1947年8月30日。

[36]想了解同年代的人對這些危險的分析，見上海《正言報》，1946年4月15日。

[37]上海《大公報》，1947年2月26日。

[38]上海《大公報》，1946年11月8日。同樣見《中國周報：每月報道》，1947年1月31日，第5—6頁。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不久失業率達到很高的水平，在1946年上半年下降後，又開始擡頭。見季崇威：《上海勞工漫記》，上海《大公報》，1946年5月2日；上海《大公報》，1948年2月20日。

[39]南京《新民報》，1947年5月1日。

[40]廣州《華南日報》，1947年2月12日。1946年11月的數據來自廣州市警察局。

[41]廣州《前鋒日報》，1946年11月16日；廣州《和平日報》，1947年3月11日；廣州《西南日報》，1947年7月10日。

[42]必須強調的是：沒有辦法證實這些數字，他們只能被看作是大致值。他們出現在：上海《大公報》，1946年11月8日；《中國周報：每月報道》，1947年1月31日，第5—6頁。

[43]上海《立報》，1948年1月7日。

[44]關於1947年改革，見張嘉璈：《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第72—73、350—352頁。關於搶米風潮的一些報道，見《中國新聞評論》（上海，1947年4月和5月）。

[45]章回編：《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話》，第194—196頁。

[46]南京《大公報》，1947年8月30日。同一個資料來源給出了1947年1月到6月間7個城市工潮的官方數據，它們是：上海788起，重慶53起，天津39起，漢口31起，青島27起，南京19起，廣州8起。

[47]沒有確切數字說明有多大一部分勞工的工資得到了自動調整。《中國周報》1947年1月報道“大量”的工廠沒有根據上升的生活成本給予他們的員工相應的工資。這些企業和作坊大多是老式的，經營食品、藥品、金屬、羊毛和毛氈等業務。他們除了給工人提供食宿外，幾乎就不再給什麽工錢了。在其他小企業，經常根據家庭或私人關系來發放工資，工資不統一。還有，在一些行業比如建築業，承包商和工頭經常支付給他們的工人最少的工資——雖然在合同談判的時說好的工資基準比官方生活成本指數高得多。見《中國周報：每月報道》1947年1月31日，第15頁。

[48]張嘉璈：《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第354頁。張嘉璈是銀行家、經濟學家，亦是張君勱（中國民主社會黨的創始人）的弟弟、“政學系”成員。張嘉璈在國民黨政府中擔任了很多職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是鐵道部長，在戰時是交通部長，1945年到1947年早期是東北經濟委員會主席，在1947年3月1日被指派為中國中央銀行總裁。他在這個崗位上呆了差不多一年，並在1949年5月離開中國。

[49]《中國周報：每月報道》，1947年1月31日，第12頁。

[50]葛嫻：《中共上海國棉十二廠支部的光榮鬥爭史》，《解放日報》，1951年6月28日。

[51]陳尚：《記中共上海海關支部十五年英勇鬥爭的幾個片段》，《解放日報》，1951年7月2日。

[52]陳慶楣：《英勇堅持地下鬥爭的上海大隆機器廠中共黨支部》，第74—80頁。

[53]《1950：人民年鑒》戊第9頁；《大革命以來……》，第36頁。

[54]上海《和平日報》，1948年2月3日。

[55]工人和警察之間的鬥爭持續了幾個小時。很多工人受傷，超過250名工人被捕——很多很快被釋放。公眾意見似乎偏向工人一邊，工廠最終同意向他的職員分發米和煤。（華東人民出版社編：《在鬥爭裏壯大》，第33—40頁）

[56]上海《中央日報》，1947年9月24日。

[57]上海《大公報》，1947年9月26日。

[58]繆雨：《上海工人運動的一座堅強堡壘：記中共法商水電公司支部的鬥爭史跡》，《解放日報》，1951年6月27日。

[59]美國駐北平領事館譯1948年10月24日陜北新華電台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