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管理不善和喪失民心

在政治上同樣重要的是，通貨膨脹削弱了公眾對國民黨執政能力的信心。這反過來妨礙了政府解決通脹壓力的努力。政治通縮和改革無效的情況愈加惡化，惡化的程度與工資和物價的上漲形成反比。因此，只要政府繼續將增印鈔票作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類似工資凍結、貨幣改革這樣的措施最多只能作為暫時減輕通貨膨脹危害的應急方法，無法解決根本問題。不僅如此，這些措施常常考慮不周，沒有得到嚴格地執行。公眾則對它們懷有疑慮，反應冷淡。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改革措施成了新的“負債”——不僅沒有完成政府聲稱要達到的目標，在許多情況下甚至加劇了它們原本想要改善的情況。記者和作家們發表了大量文章，對政府在經濟領域采取的“反復試驗法”表示質疑，社會各界公開表示他們對政府缺乏信心。

急劇下降

1946年，因為成本上漲而遭受最嚴重損失的是那些依賴國外市場和不得不與突然湧入國內市場的國外產品競爭的行業。制藥、造紙、水泥、煙草這樣的行業首先受到了外國產品的沖擊，高度依賴海外市場的繅絲業和絲織業也遭受到沉重打擊。

1946年底，政府調整了匯率，並采取了其他措施鼓勵出口和限制進口。但考慮到通貨膨脹造成的整體嚴峻形勢，這些措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生產商面臨的困難有：由實際購買力的普遍下降引起的需求減少、勞動力成本上漲、高利率、持續上升的燃料、水電以及運輸成本、不斷增加的貿易和生產稅。[69]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這些不利條件最終導致1947年底工業產品的普遍減產以及絕大部分城市居民實際購買力的急遽下降。絲織、橡膠、水泥、煙草業是第一批被迫減產的行業。隨後是內衣、化妝品、火柴、毛紡業，最後是棉紡業本身。[70]

不幸的是，政府不得不為幾乎所有這些問題和許多其他問題承擔大部分責任。這是因為：首先，政府制定了以增發貨幣解決財政收入的基本政策。其次，政府沒有采取有效的手段消除通貨膨脹造成的混亂。例如，貨幣政策總在放寬信貸和緊縮信貸之間搖擺不定。背離市場的官方利率刺激了地下金融市場的繁榮，這些地下市場又為投機者提供了大量投機資金。政府在1946年向上海大米商人貸款，在一些官員的縱容下，這筆貸款被用作投機，導致大米價格的進一步上升。[71]

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政府繼續實行不合理的稅收制度，對普通商品以及一般的商業活動征收名目繁多的高額稅費，但對那些獲取暴利的投機者的個人收入則不管不問。此外，政府的外貿政策導致貿易逆差，損害了國內生產者的利益。1946年11月的改革只是部分改善了這一狀況。[72]

還有人批評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時，明顯地偏向於官僚資本主義[73]——在職或剛剛退職的政府高官控制的企業——和它們的合作者。這些人享有其他普通企業沒有的優勢，例如，他們可以利用與政府和中央銀行的關系弄到外匯，進口國外商品等等。

很難期望公眾會支持政府的改革努力，因為經驗告訴他們，一旦政府推出一項措施，置身事外損失反而會較小。許多企業家變成了投機者，普通職員把積蓄換成黃金，而不是存在銀行裏，公眾只會根據經濟生活的現實做出相應的反應。因此，當政府1947年上半年推出債券時，許多資本家並不願購買。在昆明，在被問到即將銷售的政府新債券時，工商業和金融業人士表現得十分謹慎。基於這類債券過去帶給人們的教訓，他們表示，不經過“仔細考慮”就冒險購買新債券將是不明智的。[74]

到1947年，已經有很明顯的跡象顯示，公眾越來越不願將他們的儲蓄存到銀行裏了。更安全的方法是將手裏的現錢換成金銀，或匯到香港。政府規定，私人銀行的利率不得超過中央銀行及其下屬銀行，這一規定遭到了人們公開的嘲笑和抵制。事實上，在幾乎整個內戰期間，官方利率和黑市利率之間都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內戰的絕大部分時間裏，政府在遏制黑市銀行或其他機構的活動上都是不成功的。

當囤積居奇比工業生產更有利可圖時，資本自然流入到這個領域。大量資金用於投機並不是一個新現象，在抗日戰爭這已經是一個普遍問題了。內戰期間，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加劇了人們投機的動機。通貨膨脹不僅增加了生產的障礙，也為投機提供了更多的機會。當時的投機活動主要包括：購買、銷售、囤積商品；投機證券市場；以黑市利率借貸。

事實上，投機的機會到處都有。例如，1946年底，政府向生產企業貸款，幫助他們支付工人的年終獎金。但一些觀察家堅持認為，正是這筆貸款造成了股市隨後的上漲。大量的資金是經濟混亂的根源。數十億的資金處於閑置狀態或者被匯往香港。據說，一些商人擁有大量資金，但他們不願向自己的企業投資，因為生產的利潤要少於投機的暴利。[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