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造成的危害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我們很難確定通貨膨脹和政府失去“中產”工薪階層這一少數群體的支持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關聯。但毫無疑問，至少相對於其他階層而言，工薪階層承擔了通貨膨脹造成的大部分危害。同樣不容置疑的是，他們由此遭受嚴重的經濟困難。當然，就絕對的貧困水平而言，許多低收入的工人和失業者和他們同樣或更加嚴重。

上海主要的工薪階層包括教授和中小學教師、軍官以及政府職員。在“二戰”期間，他們的生活就已經困苦不堪了，因為通脹降低，他們的實際收入只相當於戰前水平的6%—12%。下降的平均水平因職業和部門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因為不同的部門提供給員工的住房、大米、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並不是統一的。到1945年，工薪階層已經成了“一個新的受壓迫階層”，並且在整個內戰期間，都一直如此。[100]

政府至少可以向工人發放補助，以補償生活成本的上漲，但政府發現，很難對自己的雇員進行同樣的補償。這些雇員包括大多數大學教授，他們與普通公務員薪金水平大致相當。[101]1946年5月，《大公報》的一名記者調查了上海主要行業的月平均工資，無論工人的不滿有多麽強烈，他們的薪資仍高於教師和政府雇員。當時，不同行業的收入差別較大，例如，針織業女工的月工資是5萬法幣，木匠為18萬，機械工達到了20萬，總之，上海主要行業的月平均工資大約為10萬法幣。[102]但到1946年2月底，上海高校教授的平均月工資大約只有5.2萬至7.8萬法幣。[103]他們的收入甚至比不上理發師、裁縫和銀行職員。1946年上半年，即便是政府銀行辦公室的勤雜工每月都能掙到11萬法幣。上海的三輪車夫每天可賺到2萬法幣。[104]

1946年12月，昆明公立中小學的教師發布了聯合聲明，要求政府增加工資。小學教師的月工資當時為8萬法幣，這樣的收入據說無法維持城市裏兩到三口之家的基本生活。[105]上海大學教授協會用自憐的語氣宣稱：“教授的薪酬甚至比不上奶牛場裏清除糞便的苦力、電車售票員或者政府銀行的雇工。”他們或許並沒有誇大事實。[106]

在內戰的大部分時間裏，所有政府雇員的工資平均三個月上調一次。但這樣的調整從來沒有趕上過生活成本實際的上漲速度，教師和公務員仍然處於極度貧困的狀態中，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實際收入甚至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107]1947年4月，天津一個低層政府職員的月收入是20萬法幣，這筆錢僅能支付他的夥食費和其他生活雜費，但不包括房租。[108]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10名教授發布了一份聯合聲明，聲稱公立學校教師和公務員已經無法保持哪怕是最低生活標準了，他們的家庭每天都在饑寒中度日。教授們警告，過低和不公正的工資待遇產生了三大危害：效率降低、腐敗蔓延、敷衍塞責。[109]

根據1948年初上海市政府的一份調查報告，在接受調查的1942個公務員家庭中，大約69%的家庭要麽存在債務問題，要麽處於“入不敷出”的狀況。[110]1948年3月，一個公務員寫信給《大公報》，講述了自己的困難情況。作為“政府機構的一個低級職員”，他每月的薪水是310萬法幣。這筆錢無法買到他和他的父母每月的生活必需品以及支付他們居住的小屋每月3鬥米的房租。為了保持收支平衡，一家三口人全部食物僅有大米、蔬菜以及每星期一磅豬肉。然而，在1月底，政府將他這個級別職員的大米配給由每月8鬥減少到每月3鬥。他在信中寫道，人們現在甚至買不起能夠維持一個月基本生活的玉米面了。“在過去10天裏，我們能吃到的東西只有稀粥。每天8小時坐在辦公桌邊，我時常餓得頭昏眼花。”[111]

當時有一種普遍的觀點，由於經濟困境導致的苦難，工薪階層對社會主義至少已經毫不恐懼了。通貨膨脹“吞噬”了他們所有的薪水和儲蓄，他們實際上已經變成了“無產階級”，他們已經沒有任何可以失去的東西了。事實上，這種說法有些誇張，因為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一直懷有社會主義的理想（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詳細地說明）。

但是，知識界的貧困的確為學生反內戰運動提供了一個重要主題，經濟窘迫也使得教授們廣泛支持學生的反內戰運動。正如我們提到過的，教授們本身顯然是贊成1947年學生舉行的反饑餓反內戰遊行的。當時他們提出了許多要求，例如削減軍費、增加教育支出——包括提高他們的工資。政府通過濫印鈔票維持戰爭，使許多民眾陷於貧困，這種做法受到反戰人士的嚴厲批評，並由此失去了知識界的支持。但與工人運動不同的是，工人運動是由通貨膨脹造成的經濟混亂直接引發的，知識分子不支持政府的內戰政策則是出於對政府更復雜的評估——知識界認為，放棄國民黨政府是為保存整個國家而不得不做出的犧牲。知識分子自身在最近遭受的貧困只是他們評估中的一個較為明顯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