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林林總總的控訴：知識分子對國民黨的批評

在國民黨的心目中，今日他們最大的敵人是共產黨。然而他們很少反省，今日共產黨勢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誰培植出來的。我們可以一一分析。先說青年。青年本來純潔，對於政治初無成見。只要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一切上軌道，國家有前途，他們自然擁戴政府。但是政府種種表現，無不使人失望。……再說中年人。現政權的支持層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員、知識分子、工商界人。現在這一批人，一股腦兒都對南京政權沒有好感。國民黨的霸道作風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惡痛絕；抗戰以來對公教人員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員對現政權赤忱全失；政府官員的貪汙作弊，種種刁難，使工商界人物怒氣沖天；因財政金融失策以及內戰不停而造成的物價暴漲，使城市市民怨聲載道。[1]

喬治·馬歇爾將軍，在美國調停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的努力失敗後寫下了告別聲明，裏面提到，只有自由派通過一定途徑在政府中掌權，中國的情況才能被挽救。不管其出發點是多麽的善意，該建議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自由主義者團體主要由知識分子構成，他們首先是知識分子，其次才是政治家。內戰期間，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想在政治環境中存活必須要有一定的資源，他們卻沒有。但是在國統區，自由主義是在知識分子[2]中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潮流，它所引起的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幾乎與共產黨對政府的抨擊一樣，掀起了軒然大波。

曾經有人說過：中國傳統的人文主義，西方傳教士教育，大部分教師和教授在歐美接受了先進的訓練，所有這些使得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一種理念，這種理念實質上就是西方概念中的政治自由主義。[3]不管出於什麽原因，20世紀40年代末，如果說在政治領袖中仍未推而廣之，知識分子中間已非常穩固地形成了一種現代自由主義風氣。就是在這一思想背景下，學生反戰運動能夠按前文曾提及的形式發展起來。學生走上街頭，自發制造聲勢，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所作所為，而將細節上進行學術論證的任務留給了他們的師長一輩。師長們撰寫了大量的社論和評論，它們顯然是學生行動主義的中年版本。

在20世紀40年代末，知識分子將他們的觀點發表在一些報紙和雜志上。這些報紙和雜志擁有各自的讀者，也同樣吸引了國民黨當權者和秘密警察的注意。但是盡管受到騷擾，內戰期間最為廣泛閱讀的自由刊物卻得以完好生存下來。它們是《大公報》——這是一份日報，在上海、天津和香港都有各自的版本刊行，[4]以及《觀察》——一份上海發行的周刊。很多人認為《大公報》能夠免於受到政治迫害，不僅僅是因為它在全國報紙中處於領軍地位，還因為它與國民黨“政學系”關系密切。[5]

另一方面，《觀察》成功的秘訣，自始至終是個謎。雖然不時受到右派和左派的攻擊，《觀察》總體來說成功地維持了它作為“不迎合任何政黨，持有自由政治意見”的獨立雜志的可信度。它也被認為是20世紀40年代末同類刊物中最受歡迎的。因為這些原因，還由於它是一份表達政治意見的雜志，它的大多數文章是大學教授撰寫的，所以這裏將《觀察》作為研究內戰期間國民黨地區知識分子政治主張的主要信息來源。[6]

《觀察》的創辦人和主編是儲安平，曾經在英國留學的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雜志在1946年9月1日創刊，從此以後每周發行，直到1948年12月24日被中央政府查封，罪名是幫助共產黨。在存在於世的兩年零四個月間，雜志的受眾穩定增長。到1948年末，它的發行量據稱有6萬，而它的實際讀者數保守估計是這個數字的兩倍。《觀察》在全國發行，四個城市（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占到它的總訂閱量的20%。據一名前北平居民說，雜志如此受歡迎，甚至在家附近小巷停車的一小群黃包車車夫經常在等顧客的時候也閱讀該雜志。然而，有文化的黃包車車夫很大程度上是北平獨有的現象。根據《觀察》自己的數據，它的讀者全可以分為三類：知識界，學生和老師；政府人員，包括中下級的公務員和軍官；工商業和金融界。[7]

談到這份雜志的成功，儲教授驕傲地講述：1948年夏，參加清華、南開、北大入學考試的學生在回答一道時政題——寫出對他們經常閱讀的一份報紙或雜志的評論時，大多數人都以《觀察》作為回答。[8]到1948年，《觀察》的軍事報道——據說是國防部內部透露的消息，作為公眾唯一能夠得到的、準確報道正在進行中戰事的消息來源而揚名。當它在1948年底遭禁時，少數評論者為雜志寫了挽詞，其中一位寫道：超過10萬的《觀察》的忠實讀者現在更加確信國民黨沒有未來。他總結道：“‘儲安平教授時代’已不得繼續存在，可以說這份雜志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這一刻仿佛是現存秩序的最後五分鐘，再多的言論已顯得毫無必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