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運動的復興

人們很容易把工人的騷動和通貨膨脹造成的壓力直接聯系起來。盡管還可能有什麽其他的因素，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還是之後，通貨膨脹至少是政府無法控制工人的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引發了工人不斷的“反抗”，工人也由此找到了一個可以讓他們發動一場不受政府控制的運動的理由。

背景

國民黨在1927年取得了政權，它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動，取得了對工人運動的控制。在20世紀20年代，共產黨在組織工人運動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這一時期的工人運動得到了迅速發展。[3]到1927年，在中國的工業中心已經有300萬被組織起來的工人。因為害怕共產黨的力量，蔣介石破壞了國共合作，並開始消除共產黨在工人運動中的影響。

國民黨在1927年春天第一次公開地鎮壓工會。[4]此後，為了鞏固自己的勝利，國民黨對所有的工會活動進行官方資助和監管。所有工會都由忠實於國民黨的人而非工人管理。工會實際變成了“政府資助”的機構。1929年10月，政府出台了一部《工會法》，把所有工會活動都置於政府的監管之下。[5]在工會和工廠內部，國民黨的工會組織者往往會與工廠管理層合作，發展出多種分化和控制工人的方法。在一家工廠或一個行業中，可能會根據工人區域或職業的不同成立幾個不同的工會。一般采取的措施有，在一家企業中，體力勞動的工人與非體力勞動的工人不能加入同一個工會。工人有時會被人為地劃分為不同的工資等級，等等。這些措施加劇了工會組織之間的利益沖突，使工人們更容易相互爭鬥，而不是反抗政府。

破壞罷工是另一種有效的方法。例如，上海的幫會頭目杜月笙和他的門生陸京士將手下流氓組成所謂的“工會”，讓他們頂替罷工工人的工作，從而破壞罷工。當其他手段無效時，政府就直接動用武力鎮壓罷工。[6]

通過這些方法以及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國民黨政府成功地控制了絕大多數有組織的工人。共產黨控制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被取締並轉移到了地下。全國總工會一直堅持到1931年，共產黨直到這一年才放棄了他們在國民黨統治的城市保持獨立工會組織的嘗試。[7]1927年之後，仍然不斷有零星的罷工和勞資糾紛發生，一名觀察家預測道：“一旦有機會，中國工人將證明他們仍能迅速有效地把自己組織起來。”[8]

日本在1937年至1938年占領了中國的主要工業中心，這破壞了政府和工人的“特殊”關系。退到戰時首都重慶的國民黨政府還能通過特務機關頭子戴笠和杜月笙與日占區的工人組織保持某種地下聯系，但國民黨控制工人的網絡已被有效地打破了。此外，戰爭向共產黨提供了一個大好機會，使它得以重建或加強與日占區許多重要企業的地下聯系。共產黨在江蘇南部和北部以及浙江東部進行遊擊戰爭的同時，在上海的工廠發展起自己的地下組織。不僅如此，它還在華北和香港的工廠建立了類似的組織。[9]

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設法在內地維持它對工人的控制，並要求他們為抗戰付出最大的努力。中國勞動協會——它更多地像一個服務機構，而不是工會聯盟——成立於1935年。日本入侵後，該協會跟隨政府一起遷移到西南地區。1940年，該協會和所有的勞工事務都劃歸社會部管理。1943年，政府出台了新的《國家工會法》，再次強調了社會部對所有工會的控制。直到1946年，中國勞動協會仍然是官方的全國性工人組織並且是得到國際勞工組織承認的中國工人的代表機構。中國共產黨控制地區工會的總人數據估計在60萬到100萬之間，這些工會在名義上也從屬於中國勞動協會，這是抗戰期間國共統一陣線的結果。

恢復時期：強硬方法的失敗

日本投降後，政府重新接管了沿海城市，開始重新建立自己的工人組織。但是，國民黨的工人幹部還沒來得及完成自己的任務，工人已經對國民黨接收官員的種種劣行——我在第二章詳細描述過當時的情況——做出了強烈反應。從1945年年末到1946年年初，數千名工人參加了罷工和示威活動，要求政府發放足夠的遣散費或進行工資調整。大多數罷工和停工都違反了官方制定的工會程序。官方程序規定，工人在舉行任何形式的罷工之前，必須先告知政府己方的訴求，並請求調解或仲裁。[10]

有兩重原因直接導致了勞動糾紛的迅速增加。正如前面提到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後，失業人數猛然增加了。隨後的物價飛漲更加劇了失業給人們帶來的傷害。日本投降後，無論在內地還是沿海地區，商品價格在一個短時期內經歷了大幅下跌。在重慶，從8月到10月，批發價格指數從179500（1937年的指數是100）下降到118417。在上海，按照以法幣對偽幣的官方匯率兌換的中國政府貨幣計算，批發價格指數從8月的43200下降到9月的34508。但到了11月，價格開始再次向上攀升，物價上漲在上海尤其迅速，在內地相對較慢。到12月，上海批發價格指數已經上漲到88544。[11]上漲的趨勢還在繼續，看不到盡頭，工人們做出了相應的回應。在日本人入侵之前的1936年，全國有記錄的罷工和勞動糾紛只有278起。1946年，僅上海一地的罷工和勞動糾紛就達到了1716起。[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