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運動的復興（第4/9頁）

對工人的公開支持使中國勞動協會最終明確無疑地成了工人真正的代表。中國勞動協會曾是國民黨的最長期支持者之一，該組織的轉變清楚地預示了戰後工人運動此後的進程。我們仍然不清楚朱學範背離國民黨的具體原因。[25]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政府試圖控制整個勞工運動的努力屢次被戰後糟糕的經濟所拖累。政府始終沒能恢復它在日本入侵之前的10年對工人的控制力。

政府控制工人的其他努力

用全國總工會替換中國勞動協會只是政府在這一時期為控制工人采取的幾種手段之一。對政府努力更全面的了解只會顯示政府的失敗有多麽嚴重。

1947年年初，上海社會局修改了規定，允許超過100名工人的工廠組織自己的工會。這樣的小工會被鼓勵加入全行業工會。某個特定地區的不同行業的幾個小工會組成的地區工會將被重組成工廠和行業工會。這麽做的目的是破壞地區工會與工人之間的密切聯系——由於這種密切聯系，一家工廠的勞動糾紛往往會迅速“傳播”到鄰近的工廠。[26]1947年10月，在上海社會局的召集下，工會官員舉行了一次會議，會議決定，要加快廠工會的建設，地區工會的重組將在今年年底前完成。[27]

到8月底，政府將大約50萬上海工人重組成453個工會（293個產業工會和160個職業工會），還有25個工會正在組建之中。產業工會擁有293600名工人，其中近一半人屬於上海的74個紡織工會。通信和運輸工人有86200人，他們占職業工人的一大部分；維修及建造業工人為43125名。[28]所有這些工會都隸屬於上海總工會。天津的情況也大致相同，工會總共有6萬名工人，工人們所在的工會都隸屬於政府監督的市工人聯合會。

除了官方組織的工會，政府還采取了它曾在戰前使用過的組織控制方法。現在，這些方法包括：在年輕工人中建立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分支；將盡可能多的工人，特別是工人領袖和活動分子，吸收進各個國民黨控制的團體和協會中來。在上海，陳立夫和吳開先直接領導陸京士的舊工會組織，他們以舊工會為基礎成立了上海工人福利委員會，這是政府最重要的一項重組工作。另一個規模較小的政府工會是齊元普（音）和吳廣元（音）成立的工人救助會。1948年8月，上海制定了第二次緊急經濟改革計劃，政府建立了由年輕工人組成的大上海青年服務團，協助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志願調查大隊實施改革計劃。

在上海，工人福利委員會在政府的授意下進行了許多活動。政府在其他城市也采取了類似的策略，只是這些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實施還不得而知。在上海，工福會的成員被派往各區和各個工廠，勸說工人中的上層人員，諸如工頭、文職人員、工會領袖、年輕的積極分子加入協會。周學湘回到卷煙廠後，立刻恢復了他原來在工人中的影響力。周恢復並發展了戰前的工會組織“勵社”，並在該組織的基礎上創立了煙草工人福利會。通過這種方式，周將上海市各個卷煙廠工會的領導者組織在一起，一共超過了200人。這些人隨後進行了更大規模的組織工作，目的是讓工人加入國民黨的工會組織和護工隊。上海成立了許多這樣的護工隊，它們通常是由工人福利會的幹部領導的。

上海仿照南京的中央培訓機構建立了一家社工培訓學校。參加培訓的工人必須加入國民黨。培訓結束後，學員們會被任命為工福會一級、二級或三級幹部。福利會會向更重要的工廠——即工人運動活躍的工廠——的工會派遣自己的“秘書”，讓他們觀察並報告工會領導和工人的活動。許多工廠都有工福會安插的秘密特工和調查組，他們的任務包括：收集工人中左翼分子的情報，列出“危險分子的名單”，等等。

還有許多其他的工人組織，它們都和政府保持著或多或少的聯系。這些組織包括由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驍風社、軍隊控制的協一社、南京“某部門”控制的興盛社以及興中學會。其中一些是小規模、組織嚴密的團體，其他一些則是有大量會員的互助性質的協會。國民黨在工會的組織上付出了如此大的努力，以至於在一家工人運動特別活躍的企業大隆機械廠，出現了10個不同的親政府的社團和組織。[29]

然而，工會組織的龐大數量並不表示工人是支持政府的。一份解放後的資料顯示，國民黨的護廠護工隊的名單通常是事先定好的，而不是由工人自己決定的。表示異議的工人會被當作親共分子。工人們有時會受騙加入這類組織。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幾個紡織女工以為她們要加入一個社會組織，她們繳納了會費，但並沒有仔細讀她們領到的入會手冊上的內容。她們後來才吃驚地發現自己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一些工人則在知情的情況下加入了這些組織，他們這麽做是希望保住自己的工作。政府引誘工人的條件有：如果他們加入組織，將可免於入伍；一旦他們的工廠舉行了罷工，他們將不會被捕；他們將成為工廠重要幹部，還能攜帶武器。上海有1.5萬工人加入了護廠小組，但在這些工人中，被政府視做“骨幹力量”的最多只有幾百人。同一份資料來源說，盡管國民黨在這一時期做了種種努力，但它“從未能夠真正在上海工人中間紮根並有效地控制他們”。[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