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運動以及內戰政治（第2/11頁）

文章還暗示該組織控制了交大學生自治聯合會。有具體事例為證：學生團體幹部李俊良在1948年抗議美國扶植日本運動期間加入了共產黨。1949年初，共產黨解放了北平和天津，交大的黨組織經歷了相當快的擴張，為上海的解放做準備。1949年4月，400名交大學生加入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國民黨在上海的最後行動之一是處決了穆漢祥和史霄雯，前者是交大黨總支委員，後者是學生自治聯合會幹部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他們在4月26日晚間校園遭到突擊搜查時與大約40名同學一起被捕，這時距離共產黨軍隊進城只有一個月。[56]

最後，如果說1947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中華全國學聯剛建立時還沒有與共產黨建立密切關系的話，此後不久，它就與共產黨過從甚密了。該聯合會在成立後不久就被迫轉入地下，但是後來有人說它的總部一直在上海。該總部在1948年底遷到了解放區，它的負責人在12月中旬到達石家莊。遷移的直接原因是為了籌備3月在北平召開的第14屆中華全國學生代表大會以及正式重建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同時，上海留下一個辦事處，以便“促進國統區的學生運動”。[57]上海解放後的24小時內，上海學聯浮出水面，並在上海的北部和中部開展工作。聯合會的一名發言人告訴《大公報》的記者，上海300所大學、學院和中學中，大約80所與聯合會有“經常的聯系”——他沒說時間有多長，但是剩下的學校依然“相對落後”。聯合會的任務就是盡快地與他們都建立聯系。[58]

不管這些回憶和述說多麽簡略，而且多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它們還是指出了在國統區學生中間確實存在著地下黨組織。它的成員數目隨著共產黨勝算的概率逐漸擴大而迅速增長。但是由於缺乏更實質的信息，不可能做出任何對這些骨幹總數的統計。他們的任務並不輕松。就像前面所說，政府在學校裏也有學生作為耳目。由於他們提供的信息，大多數主要城市繼續發生著逮捕學生積極分子的事件。被逮捕和被劫持的學生很多都從此杳無音訊。一旦確認共產黨特務身份屬實，懲罰辦法將是處以極刑。用刑逼供是得到交代和信息的常用方法。根據一名消息提供者的說法，地下工作如此危險，以至於地下工作者只能集中精力搜集信息，進行社會活動和偷偷撰寫小冊子評論時事，比較拋頭露面的真正領導工作是由其他學生完成的。因此，我們不禁懷疑，內戰期間學生中的地下共產黨骨幹數目應該相對較少，他們對自己的行動顧忌也比較多。

這讓我們想到了更重要的問題：對於抗議運動本身，共產黨員施加了何種影響？昆明學生罷課委員會中的學生黨員很可能對“一二·一”運動施加了相當的影響。同樣，北大或清華的歷史學社的共產黨員可能影響了強暴事件後北平反美抗議的發展。後兩次抗議運動涉及較廣，影響較大，所以很難找出在什麽時間點上共產黨骨幹可能會“領導和組織”學生。自然，共產黨可能在組建全國性學生組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是學生的普遍反應是如此直接和自發——這甚至在前兩場抗議中已得到充分體現——使得對“共產黨煽動”的指控幾乎失去了意義。這樣的指控暗示了如果不是地下共產黨員煽動者的出現，學生抗議運動將不會像現實中那樣發展起來。但是考慮到運動中大量非共產黨員的學生領袖以及廣泛的支持——這樣的支持是四場主要抗議得以開展的基石——就不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該指控還暗示了更多的學生被誤導用示威來反對政府和內戰。但是學生很清楚他們在做什麽，並且承認他們不介意共產黨的很多主張與他們的主張不謀而合。[59]

1948年2月5日，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國國務卿評論了國民黨政府發出的譴責，該譴責稱最近一系列的國內動亂系共產黨“精心策劃”的。在報告中，司徒雷登稱“共產黨參與其中的問題”基本是純理論上的。共產黨當然對利用學生感興趣，但是在每個案例中，動亂的原因都是出於對政府的不滿。這些不滿源於它自身管理上的無能以及它無法采取有效措施安撫不滿情緒。[60]

非官方的中方消息源在研究中國共產黨涉入學生運動問題時無一例外得出了與司徒雷登大使相似的結論。以下文字都寫於1948年4月到9月。

一篇較為保守的評論出現在5月27日的《立報》上。考慮到處理目前學生動亂的政府要員自己在過去也參加過學生運動，人們不禁對他們沒有更具同情心地看待學生運動感到奇怪。大部分學生“純潔而熱烈”，參加反政府活動只是因為他們對政治形勢不滿。社論指出學校中無疑存在著共產黨特務。社論接著嚴厲譴責政府也安插了自己的“職業學生”。“為什麽不把他們都清除出去？”社論提議，“此外再增加政府對教育的支出，采用進步的教育政策，杜絕官僚和政治家管教育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