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運動以及內戰政治

在調查學生運動的發展時，焦點往往集中在學生自身以及他們的目的、組織、活動和取得的成就上。這些特點在一系列與國民黨當權者的對抗中結合在一起。它們的作用不但讓學生階層更加堅定地反對政府，也使得政府在其他階層人群眼中失去威信。剩下來要討論的是學生與內戰另一半——中國共產黨的關系。為此，下面將探討三個問題：（1）共產黨對國統區學生運動的看法；（2）共產黨對運動的影響；（3）學生對兩個對抗政黨的比較傾向。

共產黨對國統區學生運動的看法

與政府的不肯讓步相比，中國共產黨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是實用主義和靈活性的楷模。事實上，共產黨對學生示威也存有保留。一份毛澤東寫於1939年的聲明經常在內戰期間被引用，它很典型地說明了共產黨對學生和對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態度。毛是這樣描述的：他們“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46]但是他依舊承認他們能為革命做出重要貢獻。因此共產黨人對學生運動予以公開或秘密的鼓勵，將其作為動員民意反對政府的一條途徑。

雙方繼續依靠武力，將它作為捍衛各自利益最有效的途徑，然而似乎只有共產黨才意識到支持普遍反戰情緒可獲得的政治資本。毛在“一二·一運動”發生之際寫道：“援助國民黨區域正在發展的民主運動（以昆明罷課為標志），使反動派陷於孤立，使我黨獲得廣大的同盟者，擴大在我黨影響下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47]毛並不避諱他支持和平運動的聲明中包含著政治目的。然而，這種支持政策代表了民主和集中這對孿生原則的應用——在中國共產黨政治思想和行動中，民主集中制占據了很重要的地位。結果是出台的政策迎合——而不是嘲諷了——普遍的對和平的要求。

但是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保留態度依舊存在，甚至當它鼓勵學生進行抗議運動時也是如此。在一篇贊揚昆明和其他地區學生反戰抗爭的文章裏，一名《解放日報》的記者就學生未來的工作給出了一些建議。由於擔心他們低估工人和農民的重要性，他強調了工農對抗日戰爭的重要貢獻，指出他們組成了抗戰和創建根據地的最重要的力量，並表示了他的希望：“你們將與當地的工人、農民和士兵聯合起來，要消除你們在他們面前的優越感。”[48]

一年之後，在評論北大學生被強暴後的全國反美示威時，《解放日報》對學生的努力不吝贊揚之詞。但是依舊不乏警惕和勸告：“你們應該珍惜這次鬥爭的經驗，加強你們的團結，更加堅信和平、獨立和未來民主鬥爭，並且發揚你們的英勇精神。”[49]

簡單說來，共產黨在內戰期間政治上的指導綱領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50]盡管學生運動有種種不足，毛認為它是建立這樣的統一戰線的先鋒。1947年5月30日，在為新華新聞社撰寫的社論中，他宣稱：“一切社會同情都在學生方面，蔣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於孤立”，“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要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過去五四運動時期和一二·九運動時期的歷史經驗，已經表明了這一點。”共產黨於是嘗試在可能的場合對學生和其他人群的抗議予以支持，並試圖影響這些運動的方向，同時對政府的窘境加以利用。[51]

共產黨和其他因素對學生運動的影響

然而，怎樣理解國民黨的具體指控：學生抗議運動是由活動在學生中間的中共地下黨特務和間諜發起的呢？[52]共產黨在當時自然沒有表態，但是在後來他們也宣稱共產黨和其地下骨幹領導和組織了1945—1949年期間國統區的學生運動。[53]但是有關以上領導活動的確鑿細節卻依舊很缺乏。

一位當年的北京大學學生在數年後回憶：在共產黨占領北平後不久，該校大約有50名地下工作者公布了身份。一名女性回憶：當時在學校的學生自治聯合會與她一起擔任幹部的幾位學生在解放後都亮出了共產黨幹部身份。一名男子後來稱：他在上海讀大學期間已是共產黨員和地下工作者。在另一個案例中，兩名浙江大學地理系應屆畢業生在1948年加入了福建省一所中學的教師隊伍。此後不久，他們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一個民族舞小組和一個歌唱小組。至少有很多較年輕的學生，甚至不明白當時教授讓他們學唱的一些歌曲中已表現出明顯的親共跡象。[54]

1951年6月29日的《解放日報》刊登的文章簡述了交通大學內的共產黨政治小組的歷史。該支部20年代成立，1933年被搗毀，1937年重建。1945年8月，它僅有12名成員，但是它以此為基礎發展起來。該政治小組在1947年8月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後期改組成總支部。[55]文章稱黨支部不但在學校內組織了社會、學術和福利活動，而且在幕後策劃了內戰時期交大學生參加的幾乎所有抗議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