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莫斯科戰役：經受住了考驗（第3/4頁）

安裝在蘇聯吉斯-6（ЗиС-6）卡車上的“喀秋莎”БМ-13火箭炮

第二，值得一提的是米哈伊爾·卡圖科夫（1900-1976）指揮的紅軍第4坦克旅在莫斯科戰役首次使用裝備76毫米火炮的新型T-34坦克，其火力、裝甲防護能力、機動性都大大優於德國坦克，當時擔任德國第4集團軍參謀長的君特，布魯門特裏特將軍戰後為美國戰史研究提供資料時便說：

第一批俄國Τ-34型坦克在（莫斯科外圍）維亞濟馬戰役中出現。在1941年，那是最嚇人的裝甲戰車。……需要一種口徑至少75亳米的火炮來對付它，而這種火炮還有待制造。在凡雷雅，俄國坦克簡直是徑直穿過德國第七步兵師，沖進炮兵陣地，從火炮上開過去。

在莫斯科前線，許多德軍高級將領不由得想起1812年的拿破侖來，布盧門特裏特便在日記裏寫道：

（不少人）想起了發生在拿破侖大軍身上的事來。很多人重讀科蘭古關於1812年的悲慘記述。……我似乎還能看見馮·克魯格艱難地從駐地跋涉到他的指揮所，站在地圖前，手裏拿著科蘭古那本書。

阿芒·科蘭古（Aimand-Augustin-Louis，marquis de Caulaincourt，1773—1827）是當年法國重要將領和外交官，擔任過駐俄羅斯大使。1810年力勸拿破侖放棄進攻俄羅斯的打算，但沒有被接受，只好隨拿破侖進行那次注定要失敗的冒險，後來寫了一本回憶錄《和拿破侖一起在俄羅斯》（With Napoleon in Russia），但亡佚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被發現，1933年第一次出版，在西方有不小影響。

當時指揮德軍坦克第2集團軍的古德裏安將軍在日記裏寫道：

對莫斯科的進攻失敗了……我們低估了敵人的力量，也沒有估計到氣候。幸運的是，12月5日我就命令我的部隊停止前進，否則災難將是不可避免的。

湊巧的是，12月5日正好是蘇聯紅軍開始反攻的日子。幾天以後（12月13日），博克元帥命令德軍後撤80公裏。五天後（18日），他被解除職務，官方解釋是出於健康原因。19日，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元帥被解除職務，此後該職即一直由希特勒自己兼任。聖誕節時，古德裏安和另外兩名德軍高級將領，第4坦克集團軍司令赫普納和第9集團軍司令阿道夫·斯特勞斯（Adolf Strauß，1879—1973）也被解除職務。對於希特勒與普魯士將軍的關系，這是一個轉折點，讓蘇軍受益匪淺，後來朱可夫和作家西蒙諾夫談話時便說：

毫無疑問，他的這些做法給了我們很大幫助。在這之後，不論是德軍總參謀部還是德軍集團軍群的司令官都比過去受到更多的約束。……希特勒以陸軍總司令身份下達的訓令更是不容爭議了，……德軍以往獨立解決作戰問題的水平下降了，開創這一切的布勞希奇被免職對我們當然是有利的。

對於斯大林與紅軍將領的關系，莫斯科戰役同樣是一個轉折點，他開始重用以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為代表的一批新人。人們得承認他還是知人善任的，知道什麽情況該用什麽樣的人：“大清洗”要用雅戈達、葉若夫、貝利亞，不打仗的時候，合適的領軍者是伏羅希洛夫、庫利克、梅赫利斯，面對強敵則要用懂軍事、會打仗的人。

莫斯科戰役結束以後，總參謀長沙波什尼科夫認為德軍雖然受到重創被迫後撤，但實力仍然強大，應該采取積極防禦的戰略。朱可夫和華西列夫斯基也贊成他的意見，但鐵木辛哥主張對西南方向德軍主動發起進攻，奪回烏克蘭東部重要城市哈爾科夫。這個主張得到伏羅希洛夫的支持，最終被斯大林采納，這樣

便有了1942年5月12日至28日的第二次哈爾科夫戰役。哈爾科夫沒能奪回卻付出沉重代價，蘇聯三個集團軍傷亡慘重，總數超過27萬人，其中戰死、失蹤和被俘超過17萬。戰死者中有多名蘇軍高級將領，包括西南方面軍副司令員費多爾·科斯滕科中將（1896—1942），第57集團軍司令員庫茲明·波德拉斯中將（1893—1942），參謀長阿尼索夫少將，第6集團軍司令員奧克森吉·戈洛德尼揚斯基中將（1896—1942），還有列昂尼德·波勃金將軍（1894—1942）。

在紅軍高級將領裏，沙波什尼科夫是為數不多的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人之一，1910年畢業於尼古拉參謀學院，“一戰”結束時是一名上校，在支持十月革命的沙俄軍官裏他是軍銜較高的一個，但1930年才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他既具有軍事頭腦又具有組織、管理能力，所著《軍隊的頭腦》在蘇聯有很大影響，就連斯大林案頭也總放著一本。1937年葉戈羅夫被清洗以後，他擔任蘇軍總參謀長，1940年8月由梅列茨科夫接替，1941年2月改用朱可夫，7月30日重又由他擔任。此後因病兩度由華西列夫斯基代理，終因健康原因不能視事，1942年6月26日正式由華西列夫斯基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