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作為一種武器系統（第3/12頁）

診所也幫助那些想離婚的女人、遭受家暴的女人、未得到應有的公共援助的女人，或是因親人被聯軍誤殺而索要賠償的女人。有個十四歲的女孩找到我們，起因是家人在她遭到輪奸後想把她賣到妓院。這種事並不罕見，因為被強奸的女孩沒有出嫁的希望。但較之時有發生的強制殉節，家人這種安排還算有點人情味。

娜吉達姐妹盡其所能幫助這些女人，並時常將問題反映給地方議會和政客。她們並不試圖“解放”伊拉克婦女——不管這個口號究竟是什麽意思——或是教她們創業。娜吉達和她的團隊傾聽婦女的心聲，幫她們解決實際困難。比如那個十四歲的女孩，娜吉達找了個警察朋友搜查了女孩的家和妓院。之後女孩進了監獄。對她來說，那是最好的結果。

我去了幾次診所，打算把這項服務推廣到別的社區。這時卡齊米終於回復了我們，同意見面。我一邊與他確定細節，一邊與伊斯塔爾加爾的連隊商討護送事宜。

“很久沒人走那條路了，”一名連長在電話裏告訴我，“路上或許還有二〇〇四年留下來的炸彈。什麽都可能發生。”

這可不是你想從一名強悍的軍人口中聽到的話。去伊斯塔爾加爾之前，我已有過幾次軍車護送的經歷，但連長的評估，還有見面時士兵們一臉的緊張，讓我產生了在軍隊裏他們說的“高恐慌系數”[23]。負責護送我的排一定是抓鬮輸了，對於危險他們都心知肚明。“等著被炸飛吧。”我聽見一名士兵對同伴說。上路後，唯一能緩解我緊張情緒的是我那一臉厭倦的翻譯——一位矮胖的遜尼派穆斯林，人稱“教授”。

“他們為什麽叫你‘教授’？”我問他。

“因為我本來就是教授，”他說，一邊摘下眼鏡擦拭鏡片，似乎在強調這一點，“在你們搞垮這個國家之前。”

尷尬的開場白。“你知道，”我說，“從一開始我就反對這場戰爭……”

“你們把伊拉克烤成了蛋糕，”他說，“然後送到伊朗嘴邊。”

他冷笑一聲，雙手交叉放在肚子上，閉目養神。我假裝看見路旁有什麽而側過頭去。普通翻譯不會這樣和美國人講話。我們陷入了沉默。

“伊斯塔爾加爾，”我終於找到了話題，“意思是‘自由’，還是‘解放’？”

他的眼睛睜開一條縫，乜斜著看我。“伊斯塔爾加爾？伊斯第克拉爾[24]是‘獨立’，”他說，“伊斯塔爾加爾什麽也不是。它的意思是美國人不懂阿拉伯語。”

據說教授在薩達姆時代手上也沾過血。無論真假，他是我們最好的翻譯。但他不是個理想的旅伴。他雙手合抱，兩眼緊閉，或是在打盹，或只是不想說話。

車窗外滿眼荒涼，沒有樹木和動物，也沒有一絲植被或水源——這片土地一無所有。當人們描述伊拉克時，他們常提起電影《瘋狂的麥克斯》——在那部以世界末日為背景的三部曲中，一群身穿虐待狂服飾的摩托車手穿越沙漠，為爭奪汽油鬥得你死我活。我在伊拉克從未見到過這幅景象。除了在什葉派的某個詭異的節日，人們用鎖鏈相互抽打外，你在這個國家再也見不到戀物癖的痕跡。現在這裏連個活物都見不著，我倒很期待視野中出現幾個人影，即便是戴皮面具、穿露臀皮褲的機車黨。可惜戰爭不是電影。

我們抵達水廠時卡齊米還沒到。這是一座龐大笨重的建築，旁邊立著一排巨大的混凝土圓柱，頂部有金屬管道連接。我們找到主樓，鐵門在烈日下已銹跡斑斑。我們推了推，大門紋絲不動。

“長官，讓我來。”一名魁梧的陸軍中士自告奮勇。他朝其他士兵微微一笑，無疑要讓所有人瞧瞧：和國務院派來的人相比，陸軍是多麽強壯、多麽擅於開門。他推了一下，沒有一絲動靜。大多數士兵都注視著他。他臉上依然掛著笑容，後退一步，猛地撞向大門。一聲巨響之後，門仍舊巋然不動。他的臉漲得通紅，忍不住開始罵娘，包括教授在內的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吸引過去。他退到十五英尺開外，全速沖向大門。防彈衣與鐵門相撞發出一聲巨響，伴隨著吱呀一聲，門緩緩開啟。士兵中響起零星的歡呼聲。

裏面很暗，鐵銹味撲面而來。

“看來很久沒人來過了，長官。”中士說。

我回頭看了一眼護衛隊。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就為把我送到這麽個地方。

“教授，”我說，“我們需要和卡齊米通話。馬上。”

他打電話的時候，我憧憬著養蜂項目的未來。在我腦海裏，“伊拉克寡婦蜂蜜”出現在美國超市，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25]也客串了電視廣告：“請品嘗伊拉克自由的清甜。”撥了差不多三十次電話後，教授確認卡齊米出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