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作為一種武器系統

成功取決於看問題的角度，在伊拉克尤其如此。這裏沒有奧馬哈海灘[17]或維克斯堡戰役[18]那種一錘定音的勝利，甚至也沒有阿拉莫戰役[19]那樣標志性的慘敗。那些被推倒的薩達姆塑像或許還值得一提，但也是好幾年前的舊事了。我記得康多莉紮·賴斯康多莉紮·賴斯（Condoleezza Rice），2005年至2009年在布什內閣中任美國國務卿。曾宣稱軍事行動無需動用民政部門與警察部隊。“我們不需要第82空降師，”她說，“來護送孩子們上幼兒園。”然而，二〇〇八年我到伊拉克時，第82空降師正在提克裏特附近搭建溫室。這是一個考驗勇氣的陌生世界，而作為一名外事官員，我的任務是深入其腹地，領導一支軍隊下屬的區域重建工作組。

在塔吉營[20]下飛機時，我有些忐忑，不僅憂慮前途兇險，還擔心自己能否勝任。從戰爭一開始我就不相信這場戰爭，但我信任政府公職。我也清楚：駐伊經歷有益於職業生涯。我將領導的這支隊伍在伊拉克已有時日。我是他們中間唯一的外事官員，但我的全部經驗僅限於大學幾個暑假在亞拉巴馬州“國際仁人家園”[21]的實習。我不覺得那會有所幫助。

理論上，我的同事都是專業人士出身。走下直升機時，我看見一個魁梧的男人舉著一張紙，上面潦草地寫了我的名字。我迎上前去，他的目光令我不安。我擔心在他眼中自己不過是個騙子，是個戰地遊客。

沒想到舉牌子那人——鮑勃，工作組中唯一當過兵的——滿不在乎地告訴我，自己加入重建工作組完全是一時興起。他領著我走向工作組的尼桑皮卡，一路上都在自嘲，似乎他那種無所謂的態度是件可笑的事。“我從沒幹過類似的工作，”他說，“我有心臟雜音，所以對通過體檢沒抱任何希望。誰知根本就沒有體檢，連面試也免了。他們只是看了我的簡歷就打來電話，通知我被雇用了。”

很快我就聽出來，鮑勃對於伊拉克戰爭持一種存在主義的觀點。我們之所以在伊拉克打仗，是因為我們在伊拉克打仗。他不追問原因，也不奢望能有所作為。他唯一在乎的是二十五萬美金的年薪和三次帶薪假。

“辛迪是這場戰爭的信徒，”鮑勃在驅車前往工作組辦公室的路上說，“這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戰爭。全是主日學校[22]那一套。你可得小心她。”

“她負責什麽？”

“她是婦女扶助計劃的顧問，”鮑勃說，“也曾是國內一所地方學校的董事。誰知道在哪兒？堪薩斯還是愛達荷什麽的。她負責我們的婦女商業協會，此外她正在啟動一個援助寡婦的農業項目。”

“她懂種地？”我感興趣地問。

“一竅不通，但我教會她使用谷歌搜索。”

他把車停在一處簡陋的膠合板棚屋外，告訴我這就是辦公室。進了屋，裏面有兩個房間、四張桌子、一大串插線板，一個五十多歲的瘦小女人正全神貫注地盯著電腦屏幕。

“一加侖牛奶要擠二百五十下！”她驚呼道。

鮑勃朝我作出“谷歌”的口形。然後他大聲說：“辛迪，我們大無畏的領導到了。”

“哎喲，”她從椅子上跳起來，走過來和我握手，“很高興見到你。”

“我聽說你在做一個農業項目。”我說。

“還有一個診所，”她說，“做起來很艱難。但這是這裏的女人真正需要的。”

我四下打量著房間。

“空桌子都可以用，”鮑勃說，“史蒂夫用不著他的了。”

“誰是史蒂夫？”我說。

“我們召來的另一個合同工。”辛迪說，她擺出一副難過的表情，“他來的第一天就重傷了。”

“第一天？”我說。我看了看裏屋那張空蕩蕩的桌子。我想，這裏畢竟是戰區。每個人都有死亡和殘疾的危險。

“在塔吉營落地的時候，”鮑勃壞笑著說，“他以動作電影裏的姿勢從黑鷹直升機裏跳下來，好像在躲避機槍子彈，結果一落地腳踝就骨折了。”

等我安頓下來，鮑勃向我介紹了工作區的概況，然後把我帶到辦公室的大幅地圖前，分區域進行講解。

“我們在這裏，”他指著塔吉營說，“東邊是底格裏斯河。河西岸有些古代宮殿，另一邊是農田。種的是果樹。橙子、檸檬，還有那種怪異的水果，叫什麽來著？”

“石榴？”我說。

“不是。我喜歡石榴。那個東西……”他擺擺手，做了個鬼臉，然後指向地圖上底格裏斯河的西岸，“這個地區全是遜尼派，所以薩達姆當政的時候他們日子很好過。這個地區相對沒那麽窮。”

“相對沒那麽窮？”我說。

“一直到高速公路。多佛路，”鮑勃指著一條南北走向的路說，“那是分界線。路西側是遜尼派，東側是貧民窟、荒地，和一小塊運河灌溉的農田。”他指向從底格裏斯河分出的一條藍色細線，它構成了地圖的南部邊界。“除此之外基本再沒有農田。這裏有家水處理廠，”他指著圖上孤懸在道路以外的一個黑點，“再往東有個煉油廠，然後這裏是伊斯塔爾加爾聯合安保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