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作為一種武器系統（第2/12頁）

“聯合安保站？”我說，“你是說有伊拉克部隊駐守。”

“國家警察，”他說，“加上我們戰鬥旅的兩個連。遜尼派警察待在遜尼派這邊，什葉派的待在什葉派那邊，但國家警察兩邊都管。”

“國家警察什麽樣？”我說。

“他們是什葉派的敢死隊。”他壞笑道。

“哦。”

“運河南面是薩德爾城。沒人去那兒，除非是美軍特種部隊要追殺誰。伊斯塔爾加爾是我們的工作區內離薩德爾最近的安保站。”

我擡頭看著地圖。“國際開發署說百分之三十的人口應該從事農業。”我說。

“是的，”鮑勃答道，“但自從我們廢棄伊拉克原有的國營工業後，整個系統就崩潰了。”

“妙極了。”我說。

“那可不是我的想法，”鮑勃說，“我們用市場經濟原理改造了農業部，但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開始四處埋炸彈。”

“好吧。”我說。“但這個地區，”我指著什葉派聚居區說，“需要灌溉用水。”

“多佛路以西也需要，”他說，“灌溉系統需要維護，現在基本沒人管。”

我敲了敲那個代表水處理廠的黑點：“這家廠在運轉嗎？”

鮑勃笑了：“幾年前我們在上面投了一百五十萬美元的第二期伊拉克救助重建基金。”

“結果呢？”

“不知道，”鮑勃說，“不過總工程師一直想和我們開個會。”

“太好了，”我說，“那我們去見他。”

鮑勃搖搖頭，翻了個白眼。

“聽著，”我說，“我明白我能做的很有限。但如果我能從一件小事做起——”

“小事？”鮑勃說，“一家水處理廠？”

“那或許是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

“我在這兒待的時間比你長。”鮑勃說。

“好吧。”

“如果你想成功的話，別挑那種牛哄哄的大項目。這裏是伊拉克。還不如去教寡婦養蜂。”

“養蜂？”我說。

“難道叫‘牧蜂’？”他說，“不管叫什麽，反正就是生產蜂蜜。找五個寡婦，給她們幾個蜂箱——”

“你在說什麽？”

“我認識一個本地人可以賣給我們蜂箱，而且有個伊拉克地方議會說他們會支持這個項目——”

“鮑勃。”我說。

“怎麽了？”他說。

“你到底在說什麽？”

“大使館喜歡那些能支持政府‘在伊工作方針’的完整項目。”

“這和找五個寡婦養蜂能扯上什麽關系？”

鮑勃兩臂交叉在胸前打量了我一番。他指著對面墻上張貼的工作方針說：“創造工作機會，那是改善經濟。給女性創造工作機會，是賦予婦女權利。給寡婦工作機會，是救助弱勢群體。一箭三雕。寡婦項目就像金子一樣。加上地方議會的支持，我們可以說這是伊拉克人自主的項目。花費不超過兩萬五千美元，可以輕松通過審批。”

“五個照看蜂箱的女人。”

“我想那叫養蜂業。”他說。

“養蜂，”我說，“沒什麽幫助。”

“你想有什麽幫助？”鮑勃說，“不管你做什麽，這個國家都沒有希望。”

“我要盡力解決用水問題。”我說，“讓那家廠運轉起來。”

“好吧。”他搖了搖頭，然後擡頭笑吟吟地望著我。他仿佛已經決定我愛怎麽折騰都跟他無關。“那我們應該幫你聯系伊斯塔爾加爾的美軍連隊。”

“伊斯塔爾加爾。”我重復道，努力想找準發音。

“我想就是這麽念的，”鮑勃說，“意思是自由，或者解放。差不多。”

“好名字。”我說。

“不是他們取的，”他說，“是我們。”

我花了六周時間才到那個水廠。首先與總工程師卡齊米接通電話就用了三周，然後又用了三周和他敲定見面細節。卡齊米有個惱人的毛病：每當被問及時間日期，他的回答就像禪宗大師闡釋頓悟一樣。他會說：“只有山峰才不會相遇。”或者是“明日事，明日知。”

與此同時，辛迪的婦女健康診所卻辦得有聲有色。她把診所設在高速公路遜尼派聚居的那一側，病人數量與日俱增。而我的灌溉計劃進展緩慢，除了坐等卡齊米回電之外再無事可做，因此我決定親自過問診所事務。說實話我對辛迪並不放心，我覺得她這人過於嚴肅認真，難擔重任。而且通過她的匯報，我逐漸意識到這個項目的價值。

在伊拉克，女人看病很難，她們必須征得男人的同意，而且許多醫院診所都拒絕接待她們。你能看見“僅限男賓”的牌子，類似我的曾曾祖父當年遇到的“愛爾蘭人除外”的招工啟事。

醫療只是吸引當地人前來的誘餌，診所的目標是提供更廣泛的服務，這些服務的核心推動者是堅定的社會工作者——娜吉達和她的律師妹妹。她們會和每位造訪診所的婦女交談，表面上詢問她們需要哪些健康服務，實際想搞清楚還能提供哪些更廣泛的救助。這個地區的婦女面臨的問題遠比未得到治療的尿路感染要多，盡管尿路感染時常也很嚴重——婦科疾病往往不足以讓男人們將他們的妻子、女兒或是姐妹送診，所以在美國，我們看來是小病的疾病在這裏會越拖越嚴重。有個女人的尿路感染甚至危及腎臟，險些導致腎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