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武士英落網及暴斃獄中

武士英，即吳福銘，又作武復民、吳發明，山西平陽龍門（今山西河津）人，時年22歲。據其口供，曾在貴州某學堂肄業，後充雲南巡防營第三十營哨官，案發前在上海以售花瓶為生，住五馬路六野旅館（又作鹿野旅官）。[27]在刺宋之前，窮愁潦倒的武士英因為即將獲得應夔丞的千元賞金而忽然舉止怪異，“得意忘形”，以致同住六野旅館者目之為“神經病”。迨宋教仁被刺身亡，黃興等發出重金賞格後，旅館中人憶及武士英之前舉動，覺得可疑，遂報告於國民黨人陸惠生，從而為破獲刺宋案提供了另一條重要線索。陸惠生於『宋案破獲始末記』中寫道：

既而有廣東〔五馬〕路六野旅館之寓客來告曰：“有旅客曰武士英者，寓該館有日，其境甚窘，屢告僑於同居之客。前宋先生被刺之兩日，有人來與武作耳語，武忽有喜色。及其人既去，武即向此客假車貲，客與以小洋壹角。武少之，曰：‘余此行將往西門，路甚長，區區恐不敷所需。’客乃益以小洋貳角。武因人力車去。比其返，則衣履一新，頓變其陋態，自囊中出洋一元，以償此客。客怪其多，則大笑曰：‘是箋箋者何足論，余不日得千金賞，且將授職為標統，是箋箋者何足論。’客大疑，因恬之曰：‘然則君將大有所為邪？’曰：‘然。余行將大鬧同盟會。’客疑愈甚，固詢之，遂顧左右而言他。及宋先生被刺之夕，武自是日午後離館去，竟夕不返。次晨七時，始匆匆歸，形色倉皇，出五十元之紙幣，授館主償其宿貲，即攜行李去，行裝甚澀，一革囊，一布被而已。其去之頃，聞告車夫至西門，不知其究何至也。”客言既畢，余因念武士英者，必為是案之要人，而西門又為應桂馨寓居之所在，覺此案漸見端倪，因囑客速偵武士英之所在。[28]

其時，報紙對武士英刺宋前後之可疑舉動亦有報道，與陸惠生所記大體相同，惟更具體一些，如《民主報》記道：

此次破獲兇犯，為時甚速。憶自宋先生被刺之次日（二十一日），五馬路鹿野旅館，即發現極可疑之旅客。十四號室中有山西人武士英，自稱為滇省之管帶，但其生計極蕭素，時出向上海名人乞募川資，顧面目極兇惡，身材短小。二十日午前，忽有一馮姓及其余三四人來，與之作附耳語。此馮姓自稱光復軍二營營長，繼調查系當過光復軍軍需長。此數人來後，武士英即有喜色。其時，住其鄰室者為某客，武即向借車資。某因其日夕相見也，不能卻，與之小洋一角。武雲：“不夠，將至西門，路甚遠也。”某遂與以小洋三角。晚八時許，武即回棧，則已易新鮮西裝，急尋某，出手中鈔票示之，約數十元，曰：“我今已有錢。”隨取出一元還某。某驚曰：“何必許多？”武即答曰：“我事成尚有千元。”語畢，即出門去。同棧者方怪其有神經病，及次日宋先生被刺信傳播，而同居者乃注意其人，急詢此人行蹤，則知二十夜並未回棧，並於二十一日之早七時許，曾來棧結付店賬，提其破碎皮夾匆匆去矣。[29]

國民黨獲知武士英“身材短小”的特征後，即派人分頭偵緝。3月24日上午，法捕房在查抄應夔丞家時，從被拘留的眷屬和來客中發現“有一短身著新服者”，“疑為真兇”，於是派人找來曾在滬寧車站案發現場與兇手照面者，以及六野旅館住客，到應宅辨認，確定其果為刺宋兇手武士英。[30]武被捕時亦承認：“殺宋教仁是我。”[31]陸惠生親自參與了抓捕武士英，他記述當時情形道：

應既受拘，其第二著即為看守其居室與其眷屬。余因再至應宅，探捕方驅宅中男婦入他室，余瞥見小室中有人蒙被臥，因呼之起。其人披衣，余見其內服皆新制，且身材矮小，如報上所載之兇犯，心疑之，因囑巡捕曰：此人尤宜注意。其明日，余至宋先生受害處，訪當時之曾見兇手者，既而得一人，又招六野旅館之客至，偕之同之應宅，使一一識其家之男子，問似兇手否？皆曰否。既而視至昨之蒙被臥者，則同聲呼曰：彼、彼、彼系兇手。其人聞言，色立變。乃招西探至，告以故，西探略一研問，即直認不辭。蓋其人即武士英，亦曰吳福銘，即手刺宋先生者也。[32]

應、武被租界捕房抓獲後，上海地方檢察廳及江蘇都督程德全分別通過交涉使陳貽範，致函英、法兩國總領事，以案發地滬寧車站為華界，應、武二人又系華籍，提出將二犯及相關證物移交中方辦理。英國領事答以“刻下正在搜集證據，羽黨尚未盡獲，姑俟辦有眉目，轉送中國法庭辦理”。法領事則以應所住拱宸門文元坊屬法租界，請在法公堂辦理。[33]外交部也照會外交團，請將兇犯引渡歸中國法庭審訊。但各國公使提出種種理由，表示在租界會審公堂審訊明確以前，暫緩引渡。[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