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應夔丞被捕、越獄及遇刺

應夔丞於3月24日淩晨12時半左右，在迎春坊妓女李桂玉家被英捕房抓獲。在應夔丞被捕前，有人論及槍手武士英，稱“此刺客乃是手槍中之聖手”，又說：“此等精於手槍之刺客，必應歸於暗殺隊中，決非一人可以獨立者。當今之應夔丞氏，為現政府之總稽查，對於此道可稱三折肱者……使誠求之於此君，當能得其一二。”[65]其意似乎在暗示武士英可能為應夔丞手下之人，又似乎在提醒捕房，應夔丞或許對破案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沒想到捕房很快就偵破了案件，並且發現，雇用武士英槍殺宋教仁者，正是應夔丞本人。

關於捕房獲取應夔丞方面線索情形，國民黨上海交通部所出《國民月刊》曾簡明扼要記載如下：

先是有王阿發者，以賣古玩為生，至應桂馨家兜售字畫。應乃出商務印書館所印宋教仁先生之明信片，剪去四周，受〔授〕王阿發，曰：“予欲辦此人，汝能辦到，願酬洋千元。”王當時未允，歸而謀諸其友鄧某，事成願以千金為壽。鄧初允之，繼乃由王阿發偕至應處，鄧乃中途變計，略謂：“予羈跡異鄉，不能無故殺人。”其事遂寢。乃宋先生遇刺之耗傳出，鄧某告其主人張某此事之真相，張君以告以本黨交通部，一面尋覓王阿發至交通部。部中幹事偕王至捕房報告，聲稱：“一星期前，因售字畫至小西門外應桂馨處，應出一照片雲謀辦照上之人，如能辦到，酬洋一千元。我因無此能力，未曾允許，當將照片交還。今見各報所登宋教仁之照，似與我所看之照片相同，特來報告。”[66]

上段材料中所謂偕王阿法至捕房報告的“部中幹事”，應即國民黨上海交通部陸惠生，材料所言情節與前引王阿法向陸惠生所交代內情完全相同，只是語句不同而已。陸惠生還對報告捕房前確認應夔丞為刺宋兇犯的經過有詳細記述，他說：

余聆王所言，知非虛誣，即以報上所映之宋先生小像示之，問：“應所示彼之照片即此人否？”王言仿佛似之，唯模糊不能確認。又取一映有宋先生小像之明信片示之，則立答曰：“然，然，即系此人。”余尚恐有誤，即授以筆，令書應示彼之明信片背面所注之字以示余。渠執筆書“漁父”二字。於是宋先生之被刺，必為與應有涉，殆分毫無疑義。然余忱以為未足，仍使王為導，以人偕之行，囑指示應之居址。王直赴文元坊，指應居以示偕行者，其門外所榜，恰如王所言於人。合之友人之所言，與六野旅館寓客之報告，及鄧文炳之見其門外榜上之有“共”字與“巡”字，皆若合符節，而應桂馨之主謀刺宋，已得鐵證矣。[67]

至於抓捕應夔丞的具體經過，陸惠生記道：

唯應之住所在法界，而常勾留於英界之妓館，此亦吾人所習知。故此事既有確實之報告，即據實以訴諸英、法二捕房。二捕房之探捕，聯合以拘應。及至應宅，則應果他出。余於是偕一英探乘汽車至胡妓翡雲家，使英探伺於門外，而余則偽為訪友者，詢應在否。妓館中人不知余為還應來也，告以方飲於迎春坊之李妓桂玉處。余於是復偕英探至李家，見室中客方喧飲甚豪。揭簾窺之，應果在座。遂招英探入室，使捕應。應見英探，面色大變，英探揮之曰：“去！去！”應默然隨行，挾之登汽車，疾馳赴英捕房禁焉，其時武士英猶未得消息也。[68]

《民立報》對抓捕經過亦有報道：

先是國民黨特派員某君，外出偵察，知應桂馨近常在妓女胡翡雲家吸食鴉片，乃由總巡率領巡捕多名至其處，先去胡翡雲家詢問，胡謂應未到該處，現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吃酒，系蔡爾卿所請者。密訪不得，乃復由總巡領巡捕至迎春坊，先將該四弄弄口俱派人把守，以防逃竄。國民黨特派員入內，上樓問：“應君夔丞在座否？”應答曰：“我在。”某君曰：“樓下有人與君會話。”應乃匆匆隨某君下樓，至門首，即被捕。總巡曰：“去！去！去！”應面色已如死灰矣。[69]

報道中所謂“國民黨特派員某君”應即陸惠生，但該段細節與陸惠生所記略有不同，陸惠生謂英探入室拘捕，此段則謂應夔丞在樓下被捕。陸為親歷之人，因此應以其所記為準。

需要指出的是，《民權報》記者何海鳴在1917年所寫《金陵紀戰》中也曾提及宋案破獲情形，謂：“癸醜三月，宋漁父先生遭人暗殺，予介紹張秀泉及鄧某於陳英士處，為其發秘。於是，袁世凱之罪惡，乃大暴於天下。案破後，張、鄧以未得酬勞，有怨言。予因他事，亦不豫於心。”[70]據此，除陸惠生外，何海鳴也是從張秀泉及鄧文斌處獲得線索之人。從陸惠生所謂“張知此事之必與此案有涉也，因來告余”雲雲來看，[71]張秀泉有可能是將線索分別報告給了陸惠生和何海鳴。當然，由於陸惠生是陳其美手下幹員，也不能排除陸惠生是在何海鳴將線索報告陳其美後，受陳其美指派出面聯合張秀泉破案。[72]不過還要指出的是，陸惠生在『宋案破獲始末記』中只字未提何海鳴及其他國民黨要人，其中原因或許可以用李定夷《洪述祖外傳》中的一段話來說明，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