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阿法出庭作證及其後不知去向

王阿法，又作王阿發，河南人，一說湖南人。[3]他是應夔丞曾試圖收買充當殺手之人，又是案發後數次在會審公廨出庭作證之人。他與應夔丞究竟是何關系，在刺宋案破獲過程中扮演過怎樣的角色，後來結局如何，這些問題都是過去沒有講清楚的。

宋教仁被刺第二日，國民黨人陸惠生就從前任“東方招撫使”張秀泉及其護兵鄧文斌（又作鄧文炳）處獲得一條與案情相關的重要線索。[4]據張秀泉講，宋教仁被刺前數日，鄧文斌曾告訴他說：

有友人以事相屬者，曰某大人欲置一人於死，詢余能任此役否。余即偕之往見所謂某大人者，顧不相遇。其後余以事關人命，不欲冒昧從事，遂辭復不往。因夫〔未〕悉其究竟，不知所謀者如何人也。[5]

宋教仁被刺後，張秀泉想起鄧文斌所言，“即詢鄧以某大人之姓名，及往見之場所，詎鄧皆忘之”；“又詢其友人之姓名，則為王阿發”。張秀泉判斷此事必與刺宋案有關，於是告訴了陸惠生。陸惠生“急使人召鄧來，啖以重利，使速覓王阿發”。在宋教仁被刺第三日，鄧文斌找到了王阿法，經陸惠生“研問再四”，王阿法終於道出實情。[6]他說：

余業販骨董，至上海數月矣。前有友人曰胡〔吳〕乃文者，授余一函，囑持之至法界之文元坊（在西門外）謁一人，曰應桂馨，其人多財，當有所交易。余受其函，即持往文元坊謁應，見其門外有榜三：曰某某經租賬房，曰國民共進會機關部，曰江蘇巡查長公署。既而見所謂應桂馨者，為一長身瘦削之人。余出胡〔吳〕函後，即以畫卷一幅，向其求售，渠卻之，余遂辭出。後數日，又往，值渠方在隔室與一人言事，雖不甚辨其所言，但聞雲：此事若成，則可得酬金千元。又雲：此事必須速做。既而出見余，余以某境狀之顯貴也，意其交遊必多，以有胡〔吳〕乃文一函之介紹，遂向之求事。渠遂告余，謂方欲置一人於死，其人報館之主筆，大不利於今總統袁世凱，如余能勝此任者，則事成當以千金為余酬。言次，出一照片示余曰：欲死之者，即此人。此照片為一制就之明信片，片之四圍，皆已剪去，唯其背面有鉛筆書“漁父”二字。余當以不能為此等事卻之。渠又詢余有友人能任此役否，余忽憶及鄧，素知其饒膽略，因即向應言之，應囑余招鄧往晤。余出尋得鄧，即告以應之所托，且偕之往見應，值應他出未見。既而鄧以此事不能冒昧承任，遂不復往晤。其後三、四日，余又於途中遇應，應一見余，即停車招余作耳語，謂：前日所言之事，汝及汝友既皆不能為，則慎勿泄之於人，否則汝性命不可保。余唯唯。應遂驅車去。其後未之見矣。[7]

由王阿法所述可知，他總共去過應宅三次。第一次是攜帶吳乃文介紹信去，求售畫卷，但應夔丞未買。第二次是去求事做，應夔丞提出可否幫忙置一人於死地，並出示“漁父”照片，王未敢允，但答應找友人幫忙。第三次則是王阿法偕鄧文斌去應宅，但未能見到應夔丞。王阿法第一次去應宅時間，據應夔丞講在3月1日或2日，[8]王阿法本人在3月24日接受會審公廨襄讞員聶榕卿研訊時說“與被告在一月前，由友人、前在漢口為洋行買辦之吳乃文介紹，始與相識”。[9]也就是2月底與應夔丞相識。因3月1日或2日接近2月底，因此兩人所說時間大體吻合。王阿法第二次去應宅時間，據上引材料判斷，是在應夔丞決定殺宋之後，從王阿法隔墻聽到的話可知，當時應夔丞正在物色殺手。如前所述，應夔丞等決定殺宋是3月9日，因此，王阿法第二次去應宅，必在3月9日後。在第四次預審時，應夔丞律師愛理斯曾問王阿法：“汝何時認識應桂馨？”王答：“約在案發前十日。”[10]第五次預審時，愛理斯又問：“汝到應宅之第一次距刺案發生約幾日？”王答：“十日。”[11]王阿法的回答看似與其3月24日的回答自相矛盾，實則是因他對“發案”起始時間與愛理斯理解不同。愛理斯理解的“案發”時間是3月20日，即宋教仁被刺當日，而王阿法理解的發案時間是應夔丞出示“漁父”照片，要他致死其人那一天。王阿法說他“約在案發前十日”與應夔丞相識，並說這一天距離“刺案發生”剛好十日，則他第二次到應宅應是3月10日或11日。據王阿法講，三日後他又去過一次應宅，[12]則他第三次去應宅，是在3月13日或14日。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對“發案”時間理解不同，王阿法對他究竟去過幾次應宅，前後所答看起來是矛盾的，時而說去過三次，時而又說去過兩次。但這並非不可解釋。當王阿法說去過三次的時候，如同他向陸惠生交代的那樣，是從最初去售畫那一次算起的。而當他說去過兩次的時候，是從他所理解的“案發”時間算起的，這樣他原先對陸惠生所說第二次去應宅就成了第一次去應宅，相應的，第三次去應宅就成了第二次去應宅。這就是為什麽當愛理斯問“汝到應宅之第一次距刺案發生約幾日”時，王阿法以對陸惠生所說第二次到應宅時間，即“十日”作答。而當愛理斯問“自第一次見過後，隔幾日始至應宅”時，王阿法又以對陸惠生所言第三次到應宅時間，即“三日”作答。[13]但有時王阿法又把兩種說法交織在一起來講，比如3月24日租界開特別公堂研訊應夔丞時，曾有如下問答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