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袁拒絕洪“收拾”反對黨一二人建議

袁世凱對宋教仁心有不滿，並暗中支持洪、應實施構陷“孫黃宋”計劃，這一點確定無疑，但他卻沒有像國民黨人所說那樣，“傾陷不成，而暗殺之謀乃亟”。[22]

如前所述，造意殺宋之人是洪述祖，而非袁世凱、趙秉鈞或應夔丞，轉折出現在3月6日洪述祖致應夔丞“除鄧”一函。該函為洪述祖親筆函，在1917年上海公共公廨第二次預審洪述祖時，唐紹儀曾就此函筆跡出庭作證，接受原告律師馬斯德詰問。唐稱：“與洪述祖相識多年，昔在天津時，被告尚無職司，常到我處敘談彼之詩詞文字，我亦見過其筆跡，尚能辨認。至案內洪與應桂馨之信函，確系洪之親筆。”美副領事博式金亦詰問：“頃所呈應桂馨案中之信函兩封，爾雲確系洪述祖筆跡，有無錯誤？”唐答稱：“中國文字歷久不能改變，即十年、二十年亦能辨認，並無錯誤。”[23]第五次預審時，馬斯德又將被告親筆信函七封邀請唐紹儀上堂逐一給予閱看，並問：“此種信函曾否見過，究系何人筆跡？”唐答稱：“見過，均系洪述祖之親筆。”[24]

由於洪述祖在1912年11月1日致應函中，曾有“除你我私信方親筆也（余外均預備送大總統閱）”的約定，[25]因此，他在3月6日函中唆使應夔丞對宋“乘機下手”，完全是其個人對應夔丞發出的信號，這是殺宋之意產生自洪而與袁世凱無關的一個鐵證。現在的問題是，洪述祖產生殺意後，袁世凱和趙秉鈞是否知情，態度如何。

由於趙秉鈞至遲在2月22日已將“應密電本”交與洪述祖；更由於洪述祖與趙秉鈞的關系並不融洽，根本不可能將刺宋這樣的機密事情報告趙秉鈞，因此，趙秉鈞對洪述祖計劃殺宋並不知情，是可以確定的，詳細論證見後。這樣，問題的焦點就集中到了袁世凱對洪述祖計劃殺宋是否知情上了。恰好，王治馨在3月30日宋教仁追悼大會上演說時，不經意間披露了他從趙秉鈞那裏得到的相關內幕，他說：

前日（指3月28日——引者）趙與總統面談……總統說：洪述祖曾有一次說及總統行政諸多掣肘，皆由反對黨之政見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總統答以反對既為黨，則非一二人之故，如此辦法，實屬不合雲雲。[26]

演說並未提洪述祖何時向袁世凱建議收拾反對黨一二人，不過《民立報》駐北京記者隨後有進一步的信息披露，謂：

宋案發生前十余日，洪曾謁總統，謂：反對黨牽剌太甚，不如除去二三人。總統申飭之，謂：反對既為黨，則非一二人，此事如何做得。[27]

按此時間計算，“宋案發生前十余日”，也就是3月20日前十余日，具體講，即2月下旬至3月10日之間。現在我們根據《大公報》“車站紀事”，將洪述祖在此前後的行蹤列表如下（見表5-1）。

表5-1 1913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洪述祖行蹤

據表5-1，2月22—26日洪述祖在北京，但當時他尚未產生殺宋之意，因此不可能向袁提出“收拾”反對黨一二人的建議。2月27日以後，直至3月6日（包括3月6日），洪述祖一直在天津，也不可能有面見袁世凱提出建議之事。因此，他謁見袁世凱只能在3月7日回京後三四天內。洪述祖這十幾日的行蹤向我們透露了一個重大信息，即他3月6日致函應夔丞，唆使其對宋教仁“乘機下手”，系在其天津私宅發生的事實，這是殺宋造意於洪述祖而與袁世凱、趙秉鈞無關的又一鐵證。

洪述祖給應夔丞發出指令後，方於3月7日入京，在當天或隨後幾天內謁見袁世凱，試探性地向袁世凱提出“收拾”反對黨一二人的建議。由“何不”“不如”等用詞也可以看出，殺宋起意於洪述祖而非袁世凱，否則洪述祖便不需采用此等試探語氣，可見他對袁世凱是否同意殺宋並無把握。另外，從第四章所論可知，為了配合其向袁提出“收拾”反對黨一二人的建議，洪述祖同時又親自執筆，或由其幕後推動，在報上拋出《駁宋遯初演說詞》與“北京救國團”通電，攻擊宋教仁和國民黨在庫倫獨立及大借款問題上對政府的批評。而從袁對趙秉鈞所雲“洪述祖曾有一次說及總統行政諸多掣肘，皆由反對黨之政見不同”一句來看，恰與洪述祖的上述動作相印證，這就有力地證明了袁世凱對趙秉鈞所透露的內幕完全屬實。

因為是試探，洪述祖並沒有向袁世凱提出具體“收拾”對象，但由於自2月初以來，洪、應一直在袁許可之下設法購取“宋犯騙案刑事提票”而未有結果，袁世凱大概能夠猜想得到，洪述祖此時所欲“收拾”者為何人，只是洪述祖既未明講，袁世凱也無法挑明，但袁明確表示此種做法“實屬不合”，實際上等於否定了洪的建議。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洪明露殺宋之意始於3月6日致應夔丞函，至於其內心何時產生殺宋念頭，可能還要早些。據事發後被拘拿的洪述祖天津家中仆人交代，洪述祖早在2月27日，就將家眷由北京搬至天津宿緯路自置房內居住，[28]這與《大公報》“車站紀事”中2月27日洪述祖“由京來津”的記載正相吻合。洪述祖的這一舉動很可能意味著他正在為采取重大行動而預做準備。照此看來，不能排除洪述祖在3月6日之前一周一直在醞釀殺宋，3月6日函指示應夔丞對宋“乘機下手”是其深思熟慮的結果，並非隨意講出。